沙陀汉化之谜：唐末五代政权的民族政策再探

按：在热播剧《太平年》中，耶律德光曾发出质问：“不错，我契丹人是胡种，难道那沙陀朱邪氏便不是胡种了吗？朕就想不明白了，在那口是心非的南朝人心中，究竟什么是胡，什么又是汉？”直指历史中身份认同的核心矛盾，即所谓的“胡”与“汉”，究竟是血统的界定，还是文化的归属？为回应此问，本期特别推出湖北大学刘广丰先生《唐末五代沙陀汉化问题再探——兼论沙陀政权的民族政策》一文（冯立君主编：《中国与域外》第四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或许能让我们对其有更深一层的体会。

唐末五代沙陀汉化问题再探——兼论沙陀政权的民族政策

文 / 刘广丰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 要：唐末五代之北中国，沙陀人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作为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沙陀人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汉化的问题。沙陀汉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采用汉族姓名，接受汉族文化，与汉族通婚，以及大量吸纳汉人进入统治集团。而后面两点，更体现出沙陀人并没有实施严格的民族隔离，而是采取相对温和且包容的民族政策。然而，沙陀之汉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并非刻意为之，其目的乃基于他们在汉族地区生活的便利，以及在中原统治之需要。故此，他们对中原汉族文化的理解大多流于表面，甚至在自我身份认同上依旧是“蕃人”。而在通婚以及吸纳人才方面，也不一定只以汉人为对象，而是根据需要延展至其他族裔。

关键词：唐末五代；沙陀；汉化；民族政策

唐末五代乃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彼时之北中国，长期活跃着以沙陀人为代表的胡人族群。至李克用统治之时，沙陀族共同体已基本形成，河东至代北地区的北方民族大多融入了这个共同体之中，尽管这个地区依旧存在着其他族裔。而至李克用去世之时，沙陀人已经基本稳固了他们在河东地区的统治基础，后来经过十多年的梁晋争霸，终于在公元923年建立起自己在中原的第一个王朝——后唐。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每一个在中原建立王朝的北方民族都会面临着同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对待汉人及汉文化，沙陀人也不例外。而在此过程中，一个二律背反定律往往在起作用：征服民族被被征服民族的先进文化所征服。于是，统治中原的北方民族或多或少都会出现汉化现象。沙陀人是否有汉化？答案是肯定的。传统观点对于沙陀人汉化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沙陀是当时居住内地的一个少数民族，与汉族人有同等权利来建立朝廷，可是，建立朝廷的人，都是半开化的、带游牧人习气的武夫，非常好战好杀，不知道要有所以立国的政治。黄河流域在这群武夫统治下，遭受极其严重的大破坏。” 另一种则认为，沙陀族久已汉化，他们建立的政权“与汉族地主所建的王朝并无区别” 。王义康先生认为这两种说法各有偏颇 ，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不过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又各有其合理之处。笔者之见，沙陀的汉化与其温和的民族政策大有关系，而这种民族政策所惠及的并不止作为多数民族的汉族，也包括其他融入到沙陀共同体里面的北方各族。中原地区，汉族是主流族群，或者说是多数民族，故统治该地区的北方民族接受汉文化是必然的趋势。

关于沙陀的汉化，江应樑先生与陶懋炳先生的观点十分相似，不过他更进一步认为：“沙陀自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随贺鲁降唐以来，一直与中原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的联系，逐渐汉化。李存勖奉唐高祖李渊为祖；刘知远奉汉高祖刘邦为祖，说明沙陀已完全融合于汉族之中。” 这种观点着实高估了沙陀汉化的时间与速度。姑勿论沙陀人至宋初仍然保留清晰的印记 ，即以其上限而言，沙陀自贺鲁降唐，未必就即时汉化。贺鲁降唐之时，并未有沙陀之称谓，而沙陀部族的形成，当在贺鲁反后。而《新唐书·沙陀传》中对于沙陀部归唐之前的状态描述如下：“始，沙陀臣吐蕃，其左老右壮，溷男女，略与同。” 从“左老右壮”“溷男女”等描述可知，当时的沙陀部仍然处在比较原始的部落状态，汉化之事尚无从说起。然而，这并非否定沙陀族的汉化现象。在其进入中原之后，多与汉族交往，汉化乃必然的趋势。

有论者注意到，沙陀治下的“华夷关系呈良性发展趋势，这与十六国、北魏及此后的辽、夏、金、元、清情形大不相同” 。事实确是如此，十六国胡人对汉人的屠杀，以及后来的辽、夏、金、元、清所采取的民族分治政策自不用说，即便是历史上号称汉化程度颇高的北魏，在孝文帝时有各种强行推行的改革政策保证汉化的进程，但也因此造成民族的分化，最终导致著名的“六镇起义”，以及北魏王朝的灭亡 。这充分说明，汉化的思想并不为所有鲜卑贵族所接受，又或者说，即便孝文帝推行各种汉化政策，但鲜卑的汉化程度还并不高。沙陀的情况恰恰相反，自进入中原之后，他们就不断接受汉人文化，尤其是朱邪赤心被赐名为李国昌，并属籍郑王房之后。最直接的证明是胡姓“朱邪”逐渐消失在历史记载中。而此后，李存勖建立后唐，到李嗣源传承，到石敬瑭建立后晋、刘知远建立后汉，都延续了唐朝的制度。这是一种政治拟制，从主观上说，沙陀人如此作为的目的，是要接过唐朝的正统传承，以加强本身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合法性；而客观上，沿袭唐朝制度，确实有利于沙陀人接受汉文化，或者说，为了实行这些制度，他们不得不接受汉文化。关于沙陀的政治拟制，笔者将另文讨论，这里主要探讨的，是沙陀人其他一些汉化的现象，尤其是他们在这些现象背后的根本目的。

一、采用汉族姓名

从朱邪赤心被赐名李国昌开始，朱邪一族即放弃其族姓“朱邪”，而采用李姓，其名亦用汉名，而非胡名，如李友金、李尽忠等。至李克用、李存勖等人，均只知道他们的汉名，而不知其胡名。至《李克用墓志铭》出土，始知他一些儿子的胡名，如存美曰帧师、存矩曰迭子等，但依旧没有记载李克用与李存勖的胡名 。不但朱邪一部如此，其后的沙陀君主，均不用胡名，而用汉名。如李嗣源原名邈佶烈，但其跟随李国昌后，即被赐姓名曰李嗣源，而邈佶烈一名甚少出现于史 。此外，他对原先的胡名似乎有所忌讳，以致于别人直呼其名，也会引起他的不快 。同样，晋高祖石敬瑭、汉高祖刘知远也是沙陀人，也是放弃了胡名而采用汉名。石敬瑭乃中亚粟特人，有可能来自石国，故取姓石仍有据可依；而刘知远取姓刘，则不知何所据。早在后唐清泰年间他已出现在记载之中 ，故其名非称帝后所改，估计是其先人随沙陀归附，因而改用汉姓名。

这类情况在沙陀共同体中非常常见，如杨光远 。杨光远为沙陀部人，原名阿檀，显然是个胡名，其为何姓杨则不可考了。后来他改名杨檀。明宗即位，改名李亶，杨檀须避讳，故改名杨光远。其父原名阿噔啜，后改名杨瑊。这说明，不但沙陀君主采用汉姓汉名，他们手下的沙陀将领在进入中原后，也会主动改为汉姓汉名。其实进入中原的胡人采用汉姓名并非自沙陀人始，唐朝——甚至更早的时期——就已出现这种情况。如葛逻禄炽俟部人炽俟弘福，尽管依旧沿用“炽俟”之姓，但弘福明显是汉名 。延至五代，沙陀军中的胡人基本采用汉族姓名，如沙陀人张彦超、突厥人张万进、回纥人张从训、吐谷浑人李嗣恩（本姓骆）等 。除王室赐姓名外，其他胡人愿意采用汉名的原因，应该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主流的汉族群体，便于沟通。尤其是汉姓的大量采用，则说明这些胡人对原先族别界限的模糊化，他们对原先部族的认同已远远不及唐朝盛年之时的先人们，故为了获得更多汉人对他们的认同感，他们大多愿意放弃原来的族姓而采用汉姓 。

沙陀统治者不但自己改用汉族姓名，在他们即位称帝之时，也把祖先的名讳改用汉名。李嗣源、石敬瑭及刘知远均是如此。李、刘二人的先祖胡名已不可考，而石敬瑭之父由于曾为李克用部属，故其胡名臬捩鸡一直为世所知。然而，石敬瑭即位时追封先祖，依旧把其父之名改成一个富有汉族文化特色的名字：“绍雍” 。从汉人的角度看，这种做法应该是有效的。除北魏时期因政策强制推行外，其他少数族裔统治中原时期这种外来民族大规模采用汉姓汉名的现象是很少出现的，包括后来的辽、夏、金、元、清。也正因为如此，姓名上的民族识别或多或少会使汉族与外来民族之间产生隔阂。如《北史·陆叡传》记载，陆叡“年十余岁，袭爵平原王，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时孝文帝尚未改北人姓，鉴谓所亲云: ‘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 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姓之前，陆姓原姓“步六孤”，故崔鉴所谓的“重复”，实际上是歧视胡姓。这反证汉姓名不但有利于外来民族融入汉族的生活，同时也有利于外来统治者获得更多汉族士人对其统治的认同。除为自己及先祖改用汉族姓名外，沙陀统治者也会赐予投降而来的少数族裔汉名，最典型的就是明宗时期的李赞华。李赞华乃契丹开国之主耶律阿保机的长子，原名突欲，后因母亲述律平支持弟弟耶律德光继位，故其郁郁，最终离开契丹，投奔后唐。明宗先赐其名为東丹慕华，后来又改赐李赞华 。赐来归少数族裔汉姓名，乃中原汉族王朝一贯的做法，当年唐懿宗赐朱邪赤心为李国昌即是其中典例。此刻李嗣源也如此作为，起码说明他欲以汉族皇帝的身份统治汉族地区，这也是一种政治拟制的方式。

然而，改用汉姓汉名，是否标志着沙陀共同体中的胡人彻底汉化，恐怕还有待商榷，因为他们名字的更改始终带有功利的目的性。改名换姓，对于普通胡人而言，是为了更好地融入汉人地区的生活，而对于皇室而言，则是为了更好地统治中原地区。一言以蔽之，就是为方便起见。其实少数族裔进入新的地方，采用当地的姓名，在今天也有发生。就如今天华人移居欧美地区，会改用英文名；而欧美研究汉学的学者，或者来到中国工作的一些外国人，也会为自己改用一个中文名。如上世纪70年代著名华人影星李小龙先生移居美国后，即改名为Bruce Lee，但这并不能改变他华人的身份，以及他对中华文化的认同。今天如此，过去也是一样。况之五代，北方民族的融合，恐怕还需要对更多的现象进行讨论。

二、对汉族文化的接受

胡人汉化的一个重要标准，则是他们对汉族文化的接受。必须承认的是，自秦汉以来逐渐形成的汉族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比北方游牧民族的文化较为先进，故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或多或少都会接受、喜爱甚至沉溺于某些汉族文化之中。就五代北方沙陀共同体里的胡人而言，他们接受汉文化有两个层面：

第一层面，是喜爱汉文化中的文学与艺术，这里包括琴棋书画、诗词歌赋等等。这些东西往往需要汉语的承载，故一般只能为贵族所接触，因为在中原地区长大的沙陀贵族，对于汉语的掌握都比较好，基本的听说读写一般都问题不大。而一旦掌握汉语这种工具，汉文化中的这些瑰丽之宝往往会成为他们的嗜好。当中最典型的就是后唐的开国之主，庄宗李存勖。李存勖作为李克用的继承人，在战场上可谓勇武过人，然而，可能由于在中原地区出生长大，自小与汉人接触的缘故，他对于汉族的文学艺术非常感兴趣。《旧五代史》即云：“帝洞晓音律，常令歌舞于前。” 说明他非常喜爱音乐，当然，光是喜爱音乐并不是他喜爱汉族文化艺术的充分证据，因为胡人一样有自己的音乐。然而，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中的记载，则可充分说明他对于汉族文化的沉溺：

庄宗既好俳优，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晋之俗，往往能歌其声，谓之“御制”也。……又别为优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其为王，至于为天子，常身与俳优杂戏于庭，伶人由此用事。

所谓俳优、伶人，均指古代戏曲的表演者，而戏曲者，也是中原汉族特有的文化。故此，根据欧阳修的记载，李存勖所谓“洞晓音律”，应该是指洞晓汉族的音乐艺术。事实也是如此，著名词牌《如梦令》（又名《忆仙姿》、《一叶落》及《阳台梦》等），即为庄宗所创 ，可以说为中国古代的诗词文化增添了姿彩。除此之外，他还把音乐用于军队当中，据《五代史补》记载：

初，庄宗为公子时，雅好音律，又能自撰曲子词。其后凡用军，前后队伍皆以所撰词授之，使揭声而唱，谓之御制。至于入阵，不论胜负，马头才转，则众歌齐作，故凡所斗战，人忘其死，斯亦用军之一奇也。

然而，除却这些少数的正面影响外，庄宗沉迷于音乐戏曲并未为其带来美好的名声，而欧阳修更是认为，庄宗一朝，正是毁于他对于戏曲的极度沉溺，以及对伶人的宠信任用 。这个判断虽然有些偏颇，但却不无道理。庄宗表面上喜爱汉族文化，但骨子里却还是胡人的思想，或者说，他对于汉文化的接受，并没有达到一个更深的层次 。除庄宗外，后唐皇室中喜欢汉族文学艺术的还有明宗之子李从荣，《新五代史》其本传说他“学为歌诗，多招文学之士赋诗饮酒”，而《册府元龟》更说他“自谓章句独步于一时，有诗千余首，号曰《紫府集》” 。作为沙陀贵族，李从荣能有千余首诗作，可见他对于汉族诗词的喜爱，然而，他跟李存勖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因宠信身边善于吟诗作对的“后生浮薄之徒”而招致败亡 。此外，北汉第二代君主刘承钧也是“颇好学，工书” ，应该在书法上有所心得。除皇室外，其他一些沙陀贵族也有倾慕汉族文学艺术的记载，如史圭，“其先与王武俊来于塞外”，是典型的胡人，但其本传说他“好学工诗” ，显然也受到了汉族文学的熏陶。

然而，并非所有沙陀贵族都喜欢汉族的文学艺术，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曾经对他的儿子李从荣讲过一段很精彩的话，他说：

经有君臣父子之道，然须硕儒端士，乃可亲之。吾见先帝好作歌诗，甚无谓也。汝将家子，文章非素习，必不能工，传于人口，徒取笑也。吾老矣，于经义虽不能晓，然尚喜屡闻之，其余不足学也。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明宗并不喜欢李从荣沉迷于诗词文学，他甚至以其前任庄宗皇帝为例，认为这是一种“无谓”的玩物丧志。再者，他认为从荣出自军人之家，其诗作不能与汉族文士相比，只会让人笑话 。

不过在同一段话中，明宗点出了作为沙陀统治者接受汉文化的第二个层次，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汉族思想与学术。明宗虽然掌握的汉语不多，但却喜欢听儒生讲学；不但如此，他还为自己的儿子选派精于儒术的师傅，以期他能学有所成。从荣出镇邺都之时，明宗即选大儒跟从，但后来有人向从荣诈称明宗令旨，让从荣“不接儒生”，因为“儒生多懦，恐钝志相染”。明宗知道后非常生气，他对枢密使安重诲说：“今此皇子方幼，出临大藩，故选儒雅，赖其裨佐。今闻此艰险，岂朕之所望也。”他甚至下令要将矫传圣旨者处死，幸得安重诲劝阻，其人才捡回一条性命 。李从荣从藩镇回京后，明宗又为他选定兵部侍郎刘赞为其师傅，以作教辅。但从荣对刘赞的态度非常差，并让他一个月只进王府一次，有时甚至让他在王府等待一整天而不见面 。从荣与明宗的矛盾，其实在于他们对于汉文化的理解与接受，前者偏重于文学艺术，而不喜欢更重学术性的儒家思想；而后者则鉴于庄宗败亡之历史，从而轻视文学，而注重更有利于统治的儒家思想。但无论是他们中的哪一位，均没有把汉文化作为整体接受，而是择其喜好者而从。

除明宗外，主动接触儒家思想的沙陀贵族还有其他人。如庄宗“十三习《春秋》，手自缮写，略通大义”；后唐闵帝李从厚“髫龀好读《春秋》，略通大义”；后晋高祖石敬瑭之子石重乂“好儒书，亦通兵法” 。当然，除王室外，其他沙陀贵族也有喜爱儒家思想的，最典型的当属史匡翰。史匡翰的祖父乃是从李克用入关讨黄巢的史敬思，在上源驿之变中为保护李克用而战死，可谓是沙陀猛将，其父史建瑭也被称为“史先锋”。但至史匡翰这一代，却好读书，“尤好《春秋左氏传》，每视政之暇，延学者讲说，躬自执卷受业焉，时发难问，穷于隐奥，流辈或戏为‘史三传’” 。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到，无论是沙陀王室还是一般的沙陀贵族，他们都对汉族文化有不同程度的理解与接受，以致于大多数学者都把这一点作为沙陀汉化的其中一个重要证据 。诚然，沙陀人在迁入中原地区后接触并接受汉族文化，而且有些沙陀人在潜移默化之中也会用中原文化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如石敬瑭“重李牧、周亚夫行事”；北汉睿宗刘承钧注重孝礼，拒绝帝王“以日易月”的传统，坚持为父亲守孝三年 。这些行为不能说不与他们学习汉族历史及儒家经典有关。然而，接受甚至倾慕汉文化，最多只能作为沙陀人汉化的一种表现，而不能作为其标志。从上述举例中可以看出，沙陀人对儒家经典的学习主要集中在《春秋》，而且如庄宗等人，也只能略通大义，不能深入。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对于这些经典的学习是有针对性的，主要吸取其中有利于统治中原地区的精神。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于经典的研读并不深入，或者说，从根本上未能把儒家思想融会贯通，让其成为自己真正的信仰。事实上，他们的一些作为是对儒家经典的生搬硬套，如上述刘承钧拒绝以日易月的行为，似乎是坚持了“古制”，但却忽视了儒家主张的帝王的责任。在儒家看来，新君与普通人不同，他不能为了自己服丧的私事，而耽误处理国家事务的公事 。而在身份认同上，尽管沙陀统治者在政治上欲以汉人的身份统治中原，但在私下里，他们也不一定认为自己是汉人 。

三、与汉人通婚

当一个民族迁入一个新的地区，与当地人通婚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这一方面有利于他们融入当地的生活，另一方面也会在血缘上加快他们与当地人的融合。沙陀人当然也不例外。最早与汉人通婚的朱邪沙陀部人，也许可以追溯到朱邪执宜，他的妻子姓崔；而李国昌的夫人，亦即李克用的生母姓秦 。当然，由于年代久远，她们是否汉人已经不可考证，因为沙陀建立政权之后，以胡人冒汉姓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李国昌一脉最早可以考证的汉族姻亲，当是定州王处存家族，而他们可谓是三代姻好 。这些早期的婚姻应该发生在李国昌在代北地区站稳脚跟、尤其是其因讨庞勋受册封之后。对于进入中原的沙陀人而言，能够攀上京兆万年的大族王家，不但可以获得足够财富的支持，也可借以提升自身的社会地位；而对于王家而言，与李国昌父子姻好，不但可以获得强悍的同盟，而且李氏父子编入属籍，也算是皇亲，对王家同样有利。王处存死后，其子王郜袭爵继位，成为义武节度使，后为朱温所破，投奔晋阳。与王郜同时投奔晋阳的还有他的弟弟王邺与堂弟王郁（王处直之子），李克用均“以女妻之”。王邺后来在天祐年间死于大同军防御使任上，而王郁则与其父勾结，奔赴契丹借兵，欲图谋率兵攻打镇州张文礼的李存勖，后来留在契丹，成为阿保机的义子 。王处直的阴谋并没有得逞，他最终被其养子王都杀害，而李存勖因利益与王都结盟，并为其子李继岌娶王都之女 。王邺与王郁的婚姻，可以说是李克用的义气之举，目的是要保护故人之后。而李存勖与王都结姻亲，则是属于利益结盟，因为此举直接把定州纳入了他的势力范围。

朱邪李氏与汉人联姻的还有很多例子。如李克用的妃子曹氏，乃太原人，“以良家子嫔于武皇”，应该是汉人 。她是庄宗李存勖的生母，由此可知，李存勖至少有一半的汉人血统。李存勖的正妻韩氏及次妃伊氏均为汉人，她们分别是韩恽之妹与伊广的女儿。韩恽乃太原世族，是河东地区汉人世家的代表；伊广乃唐宪宗朝右仆射伊慎之后，投靠李克用之时为忻州刺史，亦可以算是河东地区的官宦之家。李克用为其子娶二人之女，实际上有拉拢汉人扩大势力的意思 。然而，韩、伊二女最后均没有成为皇后，因为李存勖更加喜欢来自魏州的刘氏，她并非出身大族，而只是当地一名医者的女儿，后来成为曹太后的侍婢，不过她汉人的身份应该不存在疑问 。此外，李克用之弟李克宁娶孟氏，乃孟知祥的妹妹；而李克让的女儿则嫁给了孟知祥，由此可知，孟家乃是李家的第二大姻亲 。而李克用的女儿瑶英公主嫁给了张延钊，儿子李存霸娶张敬询之女，李存乂则娶郭崇韬之女；他还有一个女儿嫁给了任圜的弟弟任团，另一个女儿则嫁给王重荣的儿子王珂；庄宗女儿义宁公主，则下嫁宋廷浩，他们均是汉人 。

后唐明宗有皇后三人，其中夏氏本身只是明宗的姬妾，且早已身故，只因她是皇子从荣、从厚的生母而被追封为皇后，从其姓氏看，应该是汉人；魏氏乃末帝李从珂的生母，乃明宗掠于镇州地区，亦为汉人；此外，王淑妃乃“邠州饼家子”，应该也是汉人 。明宗在生的长子秦王李从荣乃娶鄜州节度使刘仲殷之女，次子闵帝李从厚则娶枢密使孔循之女，后成为皇后，她们均是汉人；而末帝李从珂本身就是汉人，其夫人刘氏乃应州人，应该也是汉人 。其他皇子，如李从温之妻关氏，从姓氏看，也应该是汉人 。此外，明宗的女儿兴平公主与永安公主先后嫁给幽州节度使赵德钧的儿子赵延寿 。

后晋与后汉皇室，也多有与汉人联姻者。后晋出帝石重贵的皇后冯氏乃定州人，从其出身及姓氏看，应该是汉人，而且必须注意的是，她原来是石重胤的妻子，也就是石重贵的叔母 。皇子方面，石敬瑭的三子石重乂，娶汾州刺史李玘之女为妻，而孙子石延熙，则娶赵在礼之女 。公主方面，石敬瑭的妹妹宋国大长公主嫁大将杜重威为妻 。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妻子李氏，乃晋阳农家女子，被年少时的刘知远掠为妻子，故应该是当地汉人；而刘知远的女儿永宁公主，则嫁给了庄宗的外孙宋偓 ；而其子刘承祐（即隐帝），则娶张彦成的女儿为妻 。

从上述举例看，沙陀贵族与汉族的联姻是非常广泛的，这确实有利于促进沙陀人的汉化。然而，必须注意的是，沙陀贵族不但与汉人联姻，有大量的例子说明，他们也跟其他民族联姻。李克用的正妻刘氏乃代北人，但从其乡里看，很难判断她是汉人还是胡人，因刘姓虽然为汉族大姓，但却非汉族独有。然而，从其行为看，自李克用于代北起兵，她即一路跟随，而且“常教其侍妾骑射”，显然精通武技及作战之术，这些都非寻常汉人女子所能及。因此，笔者更偏向于她是北方民族女子 。明宗李嗣源的正室曹皇后也是这种情况，她的身世来历不明，但却一直跟着明宗在军中，而从其姓氏看，应该属于昭武九姓胡人 。明宗的长女永宁公主嫁于石敬瑭，成为后晋的开国皇后，他们可以说是沙陀族最典型的族内婚配 。事实上，后晋皇室跟北方民族婚配的例子也比较多，如石敬瑭的弟弟石敬儒之妻安氏乃代北人，生出帝石重贵，故安氏后来被封为太妃，从其姓氏看，应该是昭武九姓胡人；出帝石重贵第一位妻子张氏，乃张从训之女，是回鹘人 。皇子方面，李皇后的亲生儿子，石敬瑭的次子石重信娶白奉进之女为妃，而白奉进乃云州清寨军人。云州曾经是吐谷浑人的地盘，而白姓又是吐谷浑的大姓，如唐代之白义诚、后晋之白承福等，再加上其父名为“达子”，似非汉名，故白奉进应该是吐谷浑人 。石敬瑭的妹妹鲁国长公主嫁史匡翰，是沙陀人；长女长安公主则嫁杨光远之子杨承祚，也是沙陀人 。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沙陀统治者对于皇室的婚配对象并未拘泥于汉族或北方民族，这与北魏孝文帝时期强行为鲜卑贵族婚配汉人的做法是大不相同的。与朝廷重臣联姻，应该是沙陀统治者巩固统治基础的一种方式。从上述举例看，后唐皇室与汉人联姻的比率非常高，究其原因，主要是朱邪李氏与李嗣源一系在沙陀军中的威信较高，不必刻意通过联姻来加强他们与北方民族将领的关系。相反，汉族士大夫或地方藩镇的关系，对他们来说更为重要，因为作为沙陀入主中原的统治者，他们亟需得到汉人的承认。与重臣联姻在后晋体现得更为明显，但他们的婚配对象更倾向于胡人将领。石敬瑭创立后晋，可以说是篡位，而他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帝，离不开沙陀共同体内各部族的支持，故此可以看到，后晋皇室与北方民族联姻的比例，比后唐与后汉要高得多。这种联姻，一方面可以巩固石晋皇室的统治，另一方面也是与其他各部族共享统治的体现。由此可见，汉化并非沙陀贵族婚姻的目的，他们的婚姻，更多是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 。

四、缓和的民族政策

除上述三点外，还有一点能体现沙陀的“汉化”，那就是重用汉人。在几代沙陀首领的帐下，无论文武官员，皆有大量汉人的身影，当中不少甚至进入沙陀统治者的核心领导班子。文臣如李克用时代的盖寓、李袭吉，李存勖时代的郭崇韬，李嗣源时代的冯道、赵凤、任圜，石晋时代的桑维翰，后汉时代的苏禹珪等，他们或是当时统治者身边首屈一指的谋臣，或是几代君王的宰相。武将方面，李克用时代的李嗣昭、李存进、李存贤、周德威，李存勖时代的袁建丰、元行钦，李嗣源时代的范延光、朱弘昭、王思同，石晋时代的景延广，后汉时代的史弘肇、郭威等，俱是一时名将。有学者统计分析，后唐汉族官员比例达到61%，后晋接近86%，而后汉则是85% 。这些统计虽然不一定绝对准确，但却反映出一个事实：汉人在沙陀统治集团中所占比例非常大。他们的言行，对于沙陀君主及其手下的蕃将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如李克用手下的掌书记李袭吉，“在武皇幕府垂十五年，视事之暇，唯读书业文，手不释卷。性恬于荣利，奖诱后进，不以己能格物。参决府事，务在公平，不交赂遗，绰绰有士大夫之风概焉。” 再如盖寓，虽为武将出身，但却以智囊的身份出现在李克用身边，并经常以儒家的价值观规劝克用。讨平王行瑜后，李克用及沙陀诸将均欲入见唐昭宗，唯盖寓规劝他说：“君臣始终，不必朝觐，但归藩守，姑务勤王，是忠臣之道也。” 又如冯道，在后唐明宗一朝，经常以儒家之见规谏李嗣源，而李嗣源也常常听从冯道的劝告，即便有所不明，也会主动询问其他大臣 。

然而，有学者据此得出“沙陀政权统治核心以汉人为主”的结论，恐怕是过于夸大沙陀人的汉化进程了 。首先，沙陀政权的核心班子有不少汉人，这是事实，但在王权专制时代，统治的最终核心依然是皇帝，而沙陀三王朝的皇帝绝大多数是沙陀人（除后唐废帝李从珂外），而他们所维护的根本，乃是沙陀共同体的利益，故所谓以汉人为主，恐怕在语义上就值得商榷。其次，即使在核心统治班子中，也有不少北方民族官员与将领，如李克用时代的义儿集团中，就有不少北方民族将领，他们的意见往往也会影响大局 。再如李嗣源时代的安重诲，即以胡人身份担任枢密使一职，其作用并不亚于李存勖时代的郭崇韬。此外，沙陀皇族在核心统治班子中的势力是不容忽视的，他们有些人以兄弟的身份辅助皇室，而有些则在后来成为君主。李存勖就是很好的例子，有史料记载，他在李克用时代即以皇子的身份对父亲提出很多有用的建议 。又如明宗时期的石敬瑭，他是李嗣源的女婿，同时也是李嗣源身边最得力的将领，其地位不比身为枢密使的安重诲低 。再如后汉时期的慕容彦超，乃刘知远的同母弟，他虽为人鄙薄，但却也是隐帝核心班子中重要的一员 。第三，五代时期，文臣的地位远远不如武将，故一些担任藩镇的沙陀将领，往往能够影响朝务，甚至颠覆朝局，故他们的意见也会得到皇帝的重视。当中最典型的例子乃石晋一朝的杨光远，他身为沙陀人，助石敬瑭登上帝位，故他在石晋一朝位极人臣，虽然出守藩镇，但他的请求往往会得到朝廷的满足 。第四，不能忽略的是，在沙陀共同体中，有大量胡化的汉人，他们当中有些人也进入到核心班子里，尽管从血统上说他们是汉人，但所提出的建议、决策未必不是立足于沙陀族的共同利益。这一点在李克用及后唐时期尤为明显，如义儿集团中的汉人即是如此 。

其实，无论是从通婚抑或用人看，沙陀统治者采取的是一种相对缓和的民族政策，其特征是包容的而非排他的。他们并没有像其他大多数统治中原的北方民族那样，采取蕃汉分治或民族隔离政策，从而造成汉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各种矛盾；也没有像北魏孝文帝那样，对北方民族采取强制的汉化政策，从而引起北方民族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进而危及统治 。从第一代进入中原的沙陀领导人开始，他们就对不同的民族采取比较统一的态度：只要愿意进入沙陀共同体，并服从于沙陀族的统治利益，那共同体内部成员所享受的待遇基本一致，起码不会因民族的差别而受到歧视。对待汉族方面，早期与汉族官员在河东地区的合作，以及与京兆王家的联姻，均可说明沙陀人对汉族的友好态度。另一方面，李克用手下的义儿可以说是沙陀统治集团的核心部分之一，而在义儿集团里既有汉人，也有北方民族之人 ，这也说明在吸纳人才方面，民族身份并非沙陀统治者的考虑因素。早期的情况如此，后来即使王朝建立，但沙陀统治者依旧没有改变这种缓和的民族政策，故在用人上胡汉兼用，婚配对象兼而有之，也就不奇怪了。

必须指出的是，沙陀军事集团依旧以北方民族为主，这在其统治前期尤为明显。比如李克用时代，在梁将氏叔琮眼里，沙陀军队的特征就是“深目虬须”，这说明即便李克用帐下很多统兵将领是汉人，但士兵大多是北方民族之人。而后唐庄宗李存勖尽管喜欢中原汉族的文学艺术，但所用之侍卫，也是大多是“蕃部子弟”“高鼻深目” 。

沙陀统治者之所以采取这种缓和的民族政策，原因有三。第一，与其他统治中原的北方民族不同的是，沙陀族进入中原时相对比较弱小。它是以避难者而非侵略者的身份进入中原的，其时的人数不过万人而已 。换言之，它当时并没有统治中原的民族基础，甚至连立足都相当困难。沙陀族的壮大归功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在战争过程中以武力压服河东地区的其他部族，让他们不断加入到沙陀共同体之中。然而，这些部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只是从属于沙陀族，但并未真正融入共同体之中，更遑论受沙陀贵族控制。如吐谷浑，其先也曾从属于沙陀族，但后来却在代北地区与沙陀争抢地盘。这就决定沙陀人在共同体内只能成为公推之主，而不能如中原王朝专制统治者那样，享有绝对的权力。为了维持共同体的平衡与稳定，沙陀领袖并不能突显本族而贬低其他部族，甚至，在某种特殊时期，为了整个共同体的利益，他们还不得不妥协，交出领导权 。这类似一种比较原始的军事民主制，也是沙陀首领笼络其他北方民族，并赖以称霸河东，继而统治中原的基础。前述石敬瑭之所以与众多北方民族之人联姻，其实也是为了得到这些部族的支持。故此，缓和包容的民族政策，从沙陀共同体形成之日起就已先天性地产生，并一直得到延续。

第二，与中原汉族的友好相处。汉族的扶持是沙陀族得以壮大的第二个因素。进入中原寻求庇护的北方民族部族并不止沙陀一个，故若非汉族唐朝为了利用沙陀人的勇悍而对他们不断扶持，他们也断不会有机会发展壮大。早期的范希朝、柳公绰等人均是唐朝在河东地区的代表人物，他们对沙陀族都曾经给予过极大的帮助，而他们中的一些后代，后来也有为沙陀集团服务的。沙陀统治者对他们心存感恩，故亦能善待他们的后代 。另一方面，在沙陀族发展的过程中，有大量汉人投奔沙陀统治集团，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他们或出谋献策，或沙场杀敌，沙陀统治者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故也善待汉人，让他们继续为自己服务。

第三，沙陀族的政治拟制，也让他们必须善待汉人。自李国昌被赐姓名及属籍后，朱邪沙陀一直以皇族自居。李克用在给唐昭宗的一封奏章中，即说到“臣之属籍，懿皇所赐；臣之师律，先帝所命” ，可见他非常重视李唐皇室的身份。唐亡后，朱邪李氏一直以复兴唐朝自居，自后所建立的王朝更继续以唐为国号。由此可见，沙陀三王朝的正统，乃源于李唐皇室，而作为统治者，他们为了维护这种正统的合法性，就必须善待汉人，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看作汉人。

在整个五代，除石晋后期契丹大举入侵外，并没有因民族矛盾而引发大规模的战争与屠杀 ——而契丹却又是在沙陀共同体之外的另一北方强大民族了。这种局面的出现，不得不归功于沙陀统治者这种缓和且包容的民族政策。当然，尽管统治者在政策上并不排斥南方汉人，但不同民族共处一体，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汉人与北方民族之间。庄宗的侍卫大都是蕃部子弟，他们就经常“恃势凌辱衣冠”，而身为汉人的俳优敬新磨则对他们出言讥讽，以致于让他们到庄宗面前告御状 。这只是属于统治阶层内部的小打小闹，更大的摩擦还是发生在战争中，尤其是早期的战争。在李克用时代，“亲军皆沙陀杂虏，喜侵暴良民，河东甚苦之”，当李存勖因此进言时，李克用回答说：“此辈从吾攻战数十年，比者帑藏空虚，诸军卖马以自给；今四方诸侯皆重赏以募士，我若急之，则彼皆散去矣，吾安与同保乎！” 联想到沙陀军入雁门关后，未即时勤王，反倒掳掠河东一番，造成局部小规模的战争，这虽跟赫连铎、李可举等其他北方民族与其争夺地盘有关，但通过掳掠而获取战利品，却也是北方民族惯常的作战方式，即便李克用本人，也难以约束，甚至有意纵容。而受害者，则是河东的平民百姓，他们大多是汉人，故前文所引范文澜所说“黄河流域在这群武夫统治下，遭受极其严重的大破坏”，虽然有所偏颇，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幸运的是，这些矛盾被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并没有引发大规模的灾难。其实，这种北方民族与汉人的摩擦，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源于游牧民族的习性，哪怕沙陀统治者想实施再温和的民族政策，其骨子里游牧民族的性格还是很难改变的，只不过不同的统治者所体现的程度不同罢了。

结 语

作为入主中原的少数族裔，沙陀人的汉化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采用汉族姓名，接受汉文化，抑或是与汉族通婚，都是沙陀人汉化的体现。但必须指出的是，沙陀的汉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非强而为之或刻意为之。他们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本身并非为了汉化，而是为了更好地融入汉族社群，从而更有利于对汉族中原地区的统治。故此，他们对汉文化的接受，往往流于表面，难以精通，而他们的通婚对象，也不一定是汉人。除此之外，他们在统治上并不似统治中原的其他少数族裔那样排斥汉人，而是主动吸纳汉人进入统治集团，这既是沙陀人汉化的一种表现，同时也是他们的民族政策。在这一点上，汉人是沙陀共同体的其中一员，而沙陀人对于共同体内的其他族裔，也是采取包容政策，广泛吸收，以为整个集团服务。因此，汉化是表象，而统治利益才是目的。当然，沙陀贵族如何看待汉文化及自己本身保留的北方民族文化，则又得根据不同的群体与个体进行分析。此外，在民族融合的过程中，除了以沙陀人为主的胡人汉化之外，汉人同样也出现胡化的现象，而汉化跟胡化的互动，才促成了五代北中国的民族融合。而这一点，则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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