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大晋商”-大明的掘墓人

1368年朱元璋建国以后，为了防范元朝的残余势力，明朝北方的防御体系主要以“十三大塞王”和卫所制度为核心，到弘治朝时，在北边逐渐形成了九大重镇，史称九边，驻扎重兵，据《明史》等史料记载，明朝的边军规模大约是在80万左右。这么多的军队需要的物资，特别是粮食。朱元璋一开始的打算，是采用内地北运一部分，边军卫所军屯自己解决一部分。但这项政策面临巨大问题，从内地运粮到边镇，运输的成本比运输的物资还要高，而且运送物资的人员动辄以十万人计，还影响生产；北境环境不行，军屯自己生产的粮食，对于整个北境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压根就不够。所以这项政策坚持了两年，就搞不下去了。

公元1370年，朱元璋称帝的第三年，山西官员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大同粮储，自陵县运至太和岭，路远费烦。请令商人於大同仓入米一石，太原仓入米一石三斗，给淮盐一小引... ”，所以朱元璋就同意了一个拿盐业的经销权换取商人来帮助北境运输粮食等物资的建议，这条建议后来形成了制度，也就是后世大名鼎鼎的“开中法”。朝廷将边塞各军卫所需粮食列出，商人按要求运送军粮后可向朝廷兑换相应的“盐引”，进而通过销售食盐来获利。“盐引”是朝廷发出的食盐购销凭证，盐引上规定有具体的进货盐场、数量、销售地域等。在古代食盐专营都是一种暴利，所以就吸引很多人去做生意。

这个时候，山西商人的区域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山西商人运粮到边镇的便利程度是内地商人所不具备的，边镇的物资需求是固定的、持续的，通过物资换盐引，山西商人赚到了第一桶金。最重要的是，通过开中法让山西商人有了与官员结交的机会，晋商通过财力和手段，就可以结交一些官员，特别是一些边军将领和高级官员。所以晋商就会与边军将领勾结向蒙古人走私，土木堡之变中，英宗巡边的主要目标是清查边军的走私，结果是边将与朝中文官相勾结发动了政变。

开中法实施百年后，出现了这样一个现象：开中的盐量往往超出了盐的实际生产能力，进而引发了盐引兑现的难题。盐引的兑现过程往往需要漫长的等待，有时甚至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被称为“困守支”，意为难以获取盐货。盐引则逐渐演变成有价证券，在商人中间流转，结果就是会导致盐价上涨，因为参与方都要获利。因此朝廷决定改革。

弘治五年(1492年)，户部尚书叶淇主持改革， 改开中法变成折色法，把开中法原来规定的“纳粮运边”改成“纳银运司”，就是原来想获取盐引，只能把粮食输送到边镇，而现在只需要直接向在扬州等地的盐司衙门交纳银两，就可以换成盐引，然后国家再拿这笔钱采购粮食。但这项改革的影响却很恶劣，商人再也没有动力把粮食运到边镇，国家需要花钱买粮再运到边镇，亏损严重，边镇物价飞涨，边军后勤得不到保证，军民苦不堪言，九边将士战斗力迅速下降，出现了大量吃空饷和逃跑的现象 。徽商离盐场近，结果就是徽商崛起，而晋商遭到沉重打击，为了获利加大了走私的力度。朝廷官员贪污更方便了，原来贪粮食还要出售，现在直接贪银子就可以了。

明末，随着努尔哈赤的后金在东北崛起，晋商的走私对象逐渐从蒙古人变为女真人。为了打击后金，朝廷多次下令关闭山海关、张家口等北方边境互市，严禁民间与后金进行贸易往来，尤其禁止粮秣、铁器、布匹、火药等战略物资流入后金。后金地处东北苦寒之地，农业落后，手工业薄弱，粮食物资匮乏，武器装备简陋，其实是迫切需要明朝的商品的。越是禁止的东西，利润越高，为了高额的利润，以范永斗、王登库、靳良玉、王大宇、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等为首的部分晋商铤而走险，向后金走私。

他们以张家口为基地，利用早已熟悉的草原商路，将后金急需的粮食、布匹、茶叶、盐巴、武器等源源不断地输送过去，后金回报得也慷慨，关外贸易特权、奢侈品专营：人参、貂皮、东珠等，这些东西能在京城卖出天价，这样一来一回，就能赚得十倍百倍的利润。崇祯年间，仅张家口一地，晋商竟一次性向后金输送粮食数万石，而当时明朝边军常常因粮饷短缺而断炊，甚至出现士兵饿死过半的惨剧。

察哈尔部林丹汗，这位明朝还算可靠的盟友，只要林丹汗存在，皇太极就不敢放心南下。于是，皇太极决定远征蒙古，消灭林丹汗。这是一场极冒险的行军。后金军越追，补给线就越长。林丹汗一面撤退，一面采取坚壁清野——草烧光，水井填平。大漠深处人马俱困，后金军一步一步逼近绝境。大明只要死守关隘，截断援助，皇太极十多万大军，很可能困死在沙海里。

但对晋商集团而言，如果皇太极失败了，他们的生意就断了，后金被消灭，边境安定，朝廷军费骤减，粮盐运输、边贸特权统统不再需要。对他们而言，和平的边境比战乱更可怕。于是，他们让宣大巡抚沈棨不出兵，不封锁，反而主动“议和”。这个沈棨是他们的人。这不是奉旨和谈而是赤裸裸的私下交易。然后给后金输送给养，一车车的军粮、牛羊和布匹送往前线，后金大军就这样在宣府的“输血”下，缓过了一口气，扭转败局，一举击垮林丹汗。几年的周旋后，林丹汗病死，他的儿子带着玉玺投降，北方最后一块缓冲彻底碎了。崇祯得知宣府私通之事，怒火中烧，批下“损威辱国，专擅欺君”，沈棨伏法，成了罪臣。可被斩的不过是一个拿着笔签字的边官，真正借他手输送军粮的背后势力，带着笑意，继续在暗处数银子。

如果走私是为了想获取暴利，是一个商人的本能，而出卖情报则是赤裸裸的卖国了。由于晋商的贸易网络遍布明朝北方各地，从边境重镇到内地府县，都有他们的商号与伙计。这些人利用经商便利，暗中搜集明朝的军事情报，包括边军布防、兵力部署、粮草储备、军事调动等，然后通过秘密渠道传递给后金。在努尔哈赤攻打辽东、皇太极入关劫掠前，后金都会提前通过晋商获取详细情报，避开明军的主力，以打击明朝薄弱环节。甚至有部分晋商直接加入后金的情报网络，成为后金安插在明朝内部的眼线，实时传递情报，为后金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

朝廷的“邸报”，晋商买通官员搞到手，然后在京师雇文人抄录邸报要紧内容，再由快马或商队日夜兼程送往盛京。皇太极对大明朝廷的情况一清二楚，甚至知道哪位边将贪财怕死，哪个城粮草见底，朝中主战还是主和，兵马准备到了哪一步，而大明对后金的情况则一无所知。

萨尔浒之战则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明军兵分四路企图凭数量优势对后金完成战略合围。如果行动保密得当，这场战役对后金来说凶多吉少。偏偏明军还没踏出几步路，努尔哈赤案头已经摊着详细的进军示意图——兵分几路、谁当主将、从哪条路走、何时出发、能带多少粮，写得明明白白。于是才有了那句广为流传的战法概括：“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战场对后金单向透明，后金抓住时间差集中优势兵力逐一歼灭明军孤军。辽东的山谷河川，被尸体和鲜血塞满。前线将士拼死厮杀回头一望，以为是自己武艺不如敌军骁勇，却不知道，自己成了别人算盘上的一串数字——被提前卖掉，只等收割。敌人握着我军的部署，我军却对敌情一片模糊，再强的火器、再高的城墙，在这种情报落差前，也跟瞎子打仗差不多。大明的败并非一朝一夕，而是一点点在“透明化”的对手面前丧失主动权。

晋商集团还在金融上抽血，晋商集团一头从关内收银，一头在关外用白银和毛皮、人参等大宗货物结算，实质上把大明社会的血液，抽出一部分输给后金。白银紧缩物价大乱农民交不起税，欠赋如山，最后只好造反。他们还给后金融资，努尔哈赤则向晋商出具盖有龙玺的“龙票”作为借款凭证，给予极高的信誉和特权。

1644年，清军入关，顺治帝立刻在紫禁城设宴款待八大晋商，八人被钦定为“皇商”， 其中最为显赫的范永斗，被命主持朝廷贸易事务，并赐予张家口的庞大家产作为世业。其余七家也各有封赏。从此，他们从“走私犯”一跃成为拥有特权的官商，掌控了北方边境的贸易命脉，家族富贵延绵百年。

到了1783年，乾隆以“亏空官银160万两”为由，抄了范家。乾隆抄家范家时，晋商集团并未消亡，反而冒出了乔致庸、雷履泰等新一代商界枭雄。他们吸取范家教训，转而深耕票号、茶叶等“去政治化”领域。历史证明，离权力太近的生意，终究难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轮回。

在资本的眼中是没有国界的，谁给的利润高就跟谁做生意，在他们眼里，没有“朝廷”“胡虏”的区别，只有“客户”和“供应商”的差别。到现在有人还在为这些人唱赞歌，美化为“敢于突破藩篱的开放精神”。范永斗活到了八十多岁，善终，子孙富贵延续两百年，乔家大院、常家庄园之类的豪宅深宅，至今还立在黄土高原的风中，砖雕瓦当精美无比。可只要站在这些高高的门楼前稍微多想一句，就会意识到：那些瓦当下，埋着多少边关将士的家书未寄，多少守城百姓的骨骸无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