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一名土匪遣人送信：我是王鼎山，希望新四军支援40万发子弹

1944年9月的浙东，风雨扑面。上虞东郊那座半塌的破庙前，两名乔装的乡妇把一封油迹斑斑的信塞进岗哨手里，低声急促道：“请交陈山。”匆匆而去的背影在秋雾里很快隐没。

那名哨兵愣了半晌，转身奔向庙内。此地是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临时驻地，主任陈山正趴在油灯下校对缴获的日文地图。信封摊开，四个大字扑面而来——“王鼎山拜”。再往下，短短数行，“被敌四面围困，盼援四十万发弹药，愿率部归队。”

名字并不陌生。王鼎山，嵊县“绿林”头目，昔日劫富护贫、纵横山川，却始终对革命队伍保持距离。三年前的冬夜，他与陈山把酒言欢，拍桌为盟，却还是对参军婉拒，只答“改日再议”。谁也没想到，仅隔数年，一封求援书竟写得如此迫切。

回望更早，1938年秋，日军新一轮的“扫荡”让浙赣铁路沿线血雨腥风，山林成为天然避难所，土匪、游击队、溃兵、难民杂处。正是在这片乱麻丛生的土地上，王鼎山靠着一股闯劲和几条老兄弟拉起队伍，占据行宫岭。他的规矩只有两条：不掠穷人，只抢豪绅；不替日寇带路，也不替国民党当炮灰。乡民们暗中称他“黑脸菩萨”。

然而，风向变了。1944年春，日军发动一号作战，浙赣线再成焦点；而国民党第十军奉命“清剿地方武装”，理由是“安定后方”。日寇火力猛，桂南败兵又要来收编，夹缝中的土匪群体纷纷失色：降蒋还是投日？生死一线。

王鼎山坚持“宁折不弯”。他上过当年浙赣战役的前线，也亲眼见过新四军替乡亲赈济出粮。一比对，谁近谁远，他心里有杆秤。只是兄弟上千，老小一窝，真要改旗易帜，得拿出活路与底气。于是，他想起了当年那位“军师”——如今已成新四军干部的陈山。

信发出去前，王鼎山领人死守山口四十余日。子弹见底，粮秣告罄，油灯里掺了菜籽油仍然摇曳欲灭。夜谈时他只说一句：“拼，不如认清路。”众人不语，片刻后齐声应诺。

陈山捧信当夜北上，直赴纵队司令部。参谋列出账目：手上仅存库存六万余发，远不够。政委谭启龙拍了拍桌子：“弹给不了那么多，人得救！”一纸批令，很快，两个连加三十匹骡马的补给分队，悄然向行宫岭进发。

十月初，新四军先遣队夜行雨林，于罗源河畔与王鼎山部接火，里应外合，一举撕开国民党封锁。五天后，两支队伍在宝圩村会合。枪声散去，群山依旧，唯有硝烟残留在山谷。

合流并非终点。王鼎山当即提出三件事：一要保留原班弟兄番号；二需安置眷属老弱；三盼归还被俘乡民后支付的“赎金”作转业费。陈山当场摇头，对第三条只说一句：“军纪，不动百姓一针一线。”短暂沉默后，王鼎山仰天大笑：“成！愿从今日起，刀口向外！”

部队改编完成，新设“嵊东独立大队”，王鼎山任队长，陈山兼政委。几个月下来，这支杂牌迅速脱胎：早操晚课、卫生评比、战例讲评，一个个黑汉子学会了打背包、喊口令，也第一次拿到印着锤镰的军饷袋。

1945年春，日军开始向诸暨、浦江方向收缩。独立大队受命奔袭金华北郊，拦截撤退日军辎重。血战双溪口，王鼎山带五十名轻机枪手抢占高地，三小时打退三次冲锋，击毙日军少佐一名，缴获迫击炮两门。战后，纵队授予他“猛虎队长”锦旗，他却把缴来的一袋大米先分给难民。

有意思的是，正是那场伏击让大队收获了近两万发步枪弹，远超过当初信里叫苦连天的缺口。战士们笑称：“老王信里写少了，天替他补足”。

抗战胜利后，新四军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王鼎山随部队北上，参加莱芜、孟良崮、淮海连番恶战。刀口舔血的旧日土匪，在战场上成了冲锋最猛的副团长。战友回忆他：“冲锋时喜欢大喊‘兄弟们，跟我上’——话糙，劲足。”

1950年初，部队南下肃匪，他却被调去地方，负责剿匪改编工作。有人问他感觉如何，他摆摆手：“就像照镜子，把从前那个自己一点点说服。”

至此，1944年的那封求援信已泛黄，可留在档案袋上的油渍依稀可见。信纸不厚，却压住了一个时代最惊险的抉择——弹药终究可以少给，路却不能走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