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55岁确诊淋巴瘤，化疗副作用太折磨人！我只想他能再陪我久一点

讲述：许荣茂 文：风中赏叶

诊断书到来的那一刻，时间被生生切成两截。前一秒，他还是那个五十五岁、能扛着米袋上五楼不喘大气的父亲，后一秒，就成了病房里一个需要被各种化学名称重新定义的代号。淋巴瘤。这三个字像一枚冰冷的图钉，把他和我们全家，钉在了一个从未想象过的坐标上。生活不再是一条平缓向前的河流，它在这里突然跌下悬崖，轰鸣着，摔碎成一片名为“治疗”的白色湍流。

化疗，远不止是药液顺着透明软管滴入静脉那么简单。它是一个附身的恶魔，用最细致也最残忍的笔法，篡改着一个人所有熟悉的轮廓。首先被带走的是气力。那不是普通的疲倦，是一种从骨髓深处渗出来的、掏空一切的虚无。从前能修好家里任何物件的双手，如今连握住遥控器切换频道，指尖都会微微发抖。他坐在午后阳光最好的位置，光柱里浮尘飞舞，温暖地铺在他的膝盖上，他却像一尊正在风化的石像，连挪动身体去承接那份暖意，都显得艰难。

然后是味道。病房里弥漫的消毒水气息无孔不入，但它盖不过另一种更私密、更顽固的气味——一种从身体内部被药物催逼出来的、金属与腐败混合的淡淡腥气。这气味浸透了他的衣衫、皮肤，甚至呼出的每一口气。它成了疾病的印记。母亲买了最清爽的柠檬味香皂，一遍遍为他擦洗，那清冽的果香却只像一个仓促的谎言，很快就被底层的病味吞噬殆尽。他最爱吃的红烧肉被端到床头，曾经让他食指大动的浓油赤酱，此刻只勾起他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的痉挛。他摆摆手，别过脸去，眼神里不是厌弃，而是一种深深的歉意，仿佛辜负了食物，也辜负了做饭人的心。

最折磨人的，或许是尊严的缓慢流失。呕吐来得猝不及防，有时是深夜，有时是刚勉强咽下几口清粥的早晨。他趴在床边，肩膀剧烈地耸动，发出的声音干涩而痛苦，像一台生锈的机器在空转。我能做的，只是徒劳地拍着他的背，递上温水和不离身的呕吐袋。在那些时刻，父亲会紧紧闭着眼，不是仅仅因为生理上的难受，更像是不愿让我看见他眼中可能闪过的脆弱与狼狈。那个曾经为我遮风挡雨、仿佛无所不能的山一样的男人，正被迫在我面前，一片片剥落他坚硬的壳。

而我，只是坐在床边，握着他因输液而浮肿冰凉的手，心里反复滚过一句简单到苍白的话：“我只想他能再陪我久一点。”

这个“陪”字，在疾病降临后，被赋予了全新的、沉重的意义。它不再意味着一起去远足，看他走在前面健步如飞，回头笑着催促我“快点”；也不再意味着围坐在喧闹的餐桌旁，听他喝了一点酒后，嗓门洪亮地讲那些讲过很多遍的陈年趣事。现在的“陪”，是沉默的。是盯着监护仪上闪烁的数字，心里默念着“平稳，平稳”；是计算着他睡着的时间，希望药物带来的昏睡能暂时赦免他的痛苦；是在他因疼痛微微蹙眉时，赶紧低声问：“爸，要不要调一下床的高度？”；是当他偶尔精神好一些，用沙哑的嗓音问“今天星期几”时，感到一阵近乎感恩的喜悦。

我开始疯狂地回忆，像反刍一样咀嚼那些早已过去的日常。想起小时候发烧，他宽厚的手掌覆在我额头的温度；想起青春期争吵后，他默默放在我书桌边的一盘削好的水果；想起我离家上大学那天，他在车站人群中骤然显得矮小了些的背影。这些记忆的碎片，如今都变成了锋利的玻璃，握在手里很疼，却又舍不得放下。因为我知道，我正在为他积攒“时间”。我陪他熬过的每一个艰难的白天，每一个因疼痛或焦虑而无法安眠的深夜，都是从死神手里赊来的账。每一次成功的输液，每一次血象指标的微小回升，都是一次短暂的胜利，为那个“久一点”的愿望，添上一枚薄如蝉翼的筹码。

夜晚的病房走廊最安静，也最能听见生命本身的呻吟与叹息。我常站在窗边，看远处城市不熄的灯火。每一盏灯下，大概都有一个关于“陪伴”的故事，喜悦的，平淡的，或是像我们一样，正与疾病抢夺着陪伴的权利。父亲的呼吸在身后变得均匀绵长，他睡着了。我走回床边，仔细地为他掖好被角。灯光下，他的白发前所未有的刺眼，脸上被病痛刻出的纹路深如沟壑。我静静地望着他，这个给予我生命的男人，此刻他的生命，却像指间沙一样，需要我用全部的心神去捧住。

我知道，医学有它的疆界，命运有它不可预测的转折。我那个“久一点”的愿望，或许本身就是一个悲壮的悖论——我们越是用尽全力去留住，就越清晰地看见那终将到来的失去。可是，在这个悖论之中，在这充满消毒水气味的白色战场上，我依然选择紧握他的手。陪伴不再是共享时间，而是成为彼此时间的刻度。 他痛苦的每一声喘息，都在丈量我爱的深度；我坚守的每一个夜晚，都在重塑他存在的意义。我们不再谈论遥远的未来，只确认当下的呼吸。这或许就是人类对抗绝对虚无时，最卑微也最崇高的姿态——明知沙漏终将流尽，仍用掌心围成最后一座城池。

窗外的天色，正从最深的墨蓝，一点点褪成灰白。新的一天又要来了。我揉了揉发涩的眼睛，准备去打一盆热水，等父亲醒来，为他擦把脸。我能做的，不过如此。我只是想，他能再陪我久一点。再久一点。哪怕只是一个日出，一次安静的握手，一次他唤我小名的瞬间。这便是我全部，也最庞大的祈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