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歌中的一句歌词引发争议，毛泽东表态：同意周总理的意见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傍晚，金秋的北平已略带寒意。丰泽园里灯光通明，几十位即将组建新政府的核心人物围坐一堂。离开国大典只剩不到一周，国旗已经基本确定，可国歌仍在“难产”。谈到这个象征国家精神的乐曲，谁都不敢轻易拍板。

从年初那场“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说起，就能看出问题的紧迫。当时中国代表团抵达布拉格，入场仪式需要各国演奏国歌。新中国还未宣告成立；没有正式国歌，代表团当场决定，用《义勇军进行曲》顶替。乐声刚起，会场顿时肃然。那种振奋与悲壮，让所有人难以忘记。也正是这一次“即兴上阵”，把“应该把它定为国歌”的念头，深深埋在了许多领导人的心里。

可真到要最后定夺时，争论又来了。反对的理由集中在一句话——“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有人说，新中国就要诞生了，“危险”二字显得太灰暗；新的时代，应当唱“光明”“解放”“翻身”。赞同者则认为，这句歌词凝结了十四年抗战和无数牺牲，删改未免可惜。僵持之际，叶剑英主持的国歌工作小组不得不连夜加班，把全国征得的六百多首应征稿件挨个筛选。

这场讨论之所以如此激烈，既因为国歌的重要性，也与《义勇军进行曲》本身的来历太不寻常。往回推十五年，到了一九三四年冬的上海，故事才刚刚开始。那时的十里洋场纸醉金迷，霓虹灯下尽是“桃花江是美人窝”之类的软绵歌舞。秘密党员、剧作家田汉站在南京路窗前，望着滚滚人流，冷不丁地说了一句：“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对面的作曲家聂耳回以一句：“那就让他们听听另外的声音。”

几天后，两人凑在咖啡馆狭小的桌边埋头写词、画谱。田汉一口气写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写到意行阑珊时掏出香烟盒，把一张衬纸展开，乘兴在上头勾勒出那段铿锵激越的歌词；聂耳则把钢笔当指挥棒，哼出了“前进！前进！前进！进！”那晚，旁桌的客人只当他们是两个兴奋的浪漫派，却不知道，一首将改变历史的战歌已然成形。

创作的命运与时代的风浪紧紧相连。田汉不久因“危害民国罪”被捕，聂耳也被迫离沪赴日。上船那天，夏衍把誊抄好的歌词塞进他的行囊，再三叮嘱：“到日本后，速成曲谱，千万留神。”聂耳点头。数周后，他在东京的陋室里，对着破旧钢琴，以《国际歌》《马赛曲》作参照，反复敲击键盘。短短四十八小时，初稿完成。修改定稿寄回上海，电影《风云儿女》得以有了激荡心弦的片头曲。

七月，《风云儿女》上映，《义勇军进行曲》的旋律响彻影院大厅。观众席里时常有人抹眼泪——那是苦痛岁月里最有力量的呼号。遗憾的是，作曲者聂耳已于同月在日本藤泽海滨溺水身亡，年仅二十三岁。上海报纸用了整版悼念，称他留下的是“民族的怒吼”。

抗战全面爆发后，这首曲子被新四军、八路军带上前线，也被地下电台推向海外。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在一九四〇年纽约林肯广场高唱中文版“March of the Volunteers”，英伦报纸用头版标题写道：“中国的马赛曲”。世界第一次如此真切听见一个东方古老民族的呐喊。

胜利来得并不轻松。一九四五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三年后，解放战争接近尾声。此时的《义勇军进行曲》已成家喻户晓。可要让它变身国歌，就必须在政治、艺术与象征意义之间找到交汇点。于是，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开始了一轮又一轮讨论，外加全国海选。稿件飞雪般涌来，有的写江山多娇，有的咏翻身劳工，也有洋洋万言的史诗体。音乐家马思聪审到深夜，苦笑着摇头，“好是好，就是不像国歌”。

时间被钟表的齿轮一点点咬碎。九月二十五日的协商座谈会，无疑是最后一战。马叙伦提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代国歌”，省却重头再来的工夫。争议的焦点再次聚集到那一句“最危险的时候”。有人认为表述太悲情；有人担心影响新政府的昂扬形象；还有人提出另拟第二段歌词，替换“危险”二字。场内气氛一度胶着。

“革命还未成功，怎能说不危险？”周恩来的话声中带着峻厉。他分析，当时美国在台海集结舰队，国内百废待兴，稍有懈怠便会重蹈旧辙。“保持清醒远比粉饰太平重要，这首歌就像号角，不能削弱它的力量。”会场鸦雀无声。毛泽东接过话头，语气平和，却透着决断：“歌词凝聚的是全民族在最困厄时刻的精神，是烈士的血换来的警钟。不能改，也无需改。”短短一句，定了全场基调。掌声持续数分钟，所有争议就此终结。

两天后，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通过决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文件发出时，工作人员悄悄对视——长达数月的辩论总算落定。至此，新中国的三大象征：国旗、国徽、国歌，都有了着落。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也许只有在十月一日那天，看见鲜红的五星红旗在正午阳光下升起，听见管弦齐鸣时，才真切感到政权更迭、新岁已来。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三时正，天安门广场人声鼎沸。毛泽东按下电钮，信号升空，礼炮齐鸣。《义勇军进行曲》随即奏响，嘹亮的“起来——”冲破云霄，参礼的人流不由自主站得笔直。很多老兵回忆，那一刻汗水与泪水一起滑落，他们想起长城内外的烽火，也想起倒在冲锋线上的战友。歌曲并没有因为“危险”一词破坏喜庆，反而让庆典沉淀出更厚重的分量。

新中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仍是警策。抗美援朝前线，志愿军战士在冰雪埋腰的高地嘶吼这首歌；大西北的筑路工地，铁锤敲击声和旋律交织；教室里传来稚嫩童声，“前进！前进！进！”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某个时刻被这首歌点燃血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沿用《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依旧。时隔三十四年，热血未凉。到了一九八二年，新宪法把它正式写入法律，尘埃再也无法被扬起。坐在人民大会堂的老将新秀无不记得，当年毛泽东那句“永远也不能改”。

回头想，歌词之争的背后是一种长远的战略思维。胜利固然可喜，但真正考验民族命运的，是胜利后的清醒。曲中那句“最危险的时候”，像一把锤子，敲在心头。它提醒后来者：敌意可能蛰伏，危局并未远离，自强不息才是唯一出路。

六百多首稿件，十三首入围，终究抵不过一曲出自战火的旋律。这既是艺术的胜出，也是历史的选择。田汉当年在香烟纸上写下的短短几行，如今已陪伴几代人走过风霜。有人说，这是“无意之笔”；其实，没有哪一段激情会被时代辜负。

《义勇军进行曲》以代国歌的身份唱了三十多年，直到被正式确认为国歌，它一路见证了许多重大时刻：抗美援朝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广播、乒乓球队凯旋的欢迎大会，每一次，都以同样的节拍激扬人心。那句虽曾被质疑却最终保留的歌词，在不同年代透露出不同层次的意味：既是警觉，也是鞭策。

今日重翻档案，可见当年那场小小香烟纸风波的每个细节——墨迹偶有晕染，却愈显遒劲。毛泽东与周恩来拍板时的坚定语调，也早已印进磁带与胶片。后人得以清楚地看到：一部国歌的确立，既依赖民意与艺术标准，更要倚重对国家前途的深沉忧思。有人把它称为“警世曲”，并不为过。

如今，《义勇军进行曲》开篇的“起来”仍旧鏗锵。它不单追忆烽火岁月，更在提醒每一个听到它的中国人：即便身处和平，也要有随时挺身而出的勇气与准备。也正因为此，一九四九年的那场夜谈中，毛泽东和周恩来拒绝删除“最危险的时候”的决定，显得尤为远见。历史证明，警钟长鸣，方能走得更稳、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