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雷铁崖(上)
周术槐
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的杰出领导者,在其革命生涯中,无论是身处国内,还是旅居国外,均结交了数不胜数的朋友。正是这些国内外朋友的大力帮助与支持,成就了孙中山的伟大革命事业,推动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步与发展。目前史学界对于孙中山与黄兴、章太炎、宋教仁、宋嘉树、邓荫南、宫崎寅藏等人的革命情谊均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然而,对于孙中山与雷铁崖(1873—1920,四川省自贡市人)的革命情谊却鲜有人进行具体的研究。雷铁崖作为一位有相当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家、宣传家,既是著名文学团体“南社”的的重要诗人,又是一个卓有成就的报人,他与孙中山之间的革命情谊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
孙中山亲自介绍雷铁崖加入反清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
孙中山比雷铁崖大七岁。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大陆不同的省份。前者出生于中国南方的沿海大省——广东省;而后者则出生于中国西南的内陆大省四川省。前者是著名的革命领袖,后者则是追随前者矢志革命的有志青年。共同的理想与信念,共同的追求与目标,让两位不同年龄、不同地区、不同影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走到了一起。他们之间的革命情谊,是建立在推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上的。这种革命情谊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年初,当时正值雷铁崖“一曲骊歌辞祖国”来到日本的第一年。
在前往日本之前,雷铁崖在家乡四川受过多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良好教育。1900年曾考取过秀才。其所信奉的还是儒教理学,期望能成为像朱熹那样的大儒。后来,随着民族危机意识的加强及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影响,其观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产生了变革社会的强烈意愿。其思想的发展,也经历了由早期的维新思想而转变为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对中国早期的变法维新思潮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历史启蒙作用应当予以充分肯定。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大多都曾经深受其影响。当后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所宣扬的民主革命思想在国内广为传播时,雷铁崖作为进步的优秀青年同样也深受其影响。特别是四川早期在日本留学的革命青年,譬如:吴玉章、邹容等人,有意识地将孙中山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传播到国内,传播到四川,这对曾在四川自贡炳文书院求过学的雷铁崖来说,更是如鱼得水。他自己曾深有感触地指出:“本记者(指雷铁崖本人,笔者注)蜀南人也,能读书即嫉恶满人。壬寅癸卯间,更激荡于新潮流,民族思想愈勃发不可遏。”其后人在回忆录中也指出:“先父平居读史,每以异族奴役我民族为耻,而于清代文字之祸尤痛心疾首,徒无机缘一泄胸中不平。”可见雷铁崖在前往日本之前已初步萌生了反清的民族革命思想,并期望能变革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后来,随着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为雷铁崖变革不平等的社会现实指明了方向。正如其后人所言:“一九⚪四年六月,偶遇自东京归来者,得悉东京留学界情形,极思往会该处革命分子。”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雷铁崖在前往日本之前的思想发展为与孙中山之间建立深厚革命情谊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因此,当1905年初雷铁崖到达日本后,他当即投入了日本那昂扬高涨的革命潮流当中去。孙中山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自然成了对民主革命推崇备至的雷铁崖所崇拜的偶像。同时,雷铁崖在日本的不俗表现给孙中山也留下了良好印象。这主要表现在孙中山亲自推荐、介绍雷铁崖加入中国同盟会革命组织上。
1905年8月20日,以孙中山为总理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同盟会成立后的第五天即8月25日,“雷由孙中山介绍、川籍同学黄复生主盟,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反清革命宣传活动。”这说明雷铁崖在日本的突出表现得到了孙中山的认可。
雷铁崖应胡汉民之邀实受孙中山之召,远赴南洋主持反清的革命报刊——《光华日报》的笔政
加入中国同盟会,可谓雷铁崖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重大举措,也是雷铁崖人生的重要转折。自此,雷铁崖在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伟大旗帜下开展了一系列的民主革命活动,先后参与了《鹃声》《远东见闻录》《四川》《越报》《光华日报》《国民日报》等革命刊物的创刊与编辑工作,撰写了大量富有革命鼓动性、战斗性、宣传性的文章,自觉为维护与支持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十分突出的贡献,成为孙中山的可靠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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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铁崖主笔的《鹃声》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光华日报》的创刊。雷铁崖在《光华日报》的辛勤劳作更能体现出他与孙中山之间深厚的革命情谊。同时,雷铁崖在《光华日报》的不俗表现使他与孙中山之间的革命情谊更上一层楼。
《光华日报》是在孙中山的直接关怀下创刊的。它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南洋地区所创办的一家十分重要的革命刊物。其地位可与同盟会在日本所创办的《民报》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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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铁崖主笔之《光华日报》
我们知道,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由于满清专制政府与日本政府相勾结,孙中山在日本的革命活动处处受到限制。1907年2月8日,直隶总督袁世凯为消除革命党在海外活动,向清廷献“拔本塞源”四策。其中,第一策就是对日本进行交涉,驱逐孙中山,查禁革命党,称“革命排满之说,以孙中山为罪魁”,“应责成驻日使臣随时查访逆情,向日政府按公法理论”,“凡华人在彼国购办军械有谋不轨实迹者,固然须切实查拿惩办”,“即倡言排满革命,煽惑人心,妨我治安者,亦应一律严禁”。“使逆酋无托足之区”。对此,西太后即日传旨,“外务部学部认真办理”。同年3月,孙中山当即被日本政府驱逐出境,不得不将革命活动转向他处。随后,同盟会工作的重心移向南洋。
在1907—1908年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革命党人接二连三发动武装起义及在新加坡与保皇派的论战,革命思想在华侨中迅速传播,革命力量也得到迅速发展。各地纷纷成立同盟会分会或通讯处,到1908年秋,已达400多处。为了加强对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的领导,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了同盟会南洋支部。孙中山到达南洋之后,“非常重视革命报刊的宣传工作”,把办好革命派在南洋地区的舆论阵地作为“吾党在南洋之极急务”。他还亲自为革命报刊“确定宗旨,筹集资金,指定编辑人员,还为它们撰稿,指导它们与当地保皇势力报刊的论战。”正是在孙中山的亲切关怀与直接指导下,1910年秋,雷铁崖应同盟会南洋支部长胡汉民之邀由上海前往南洋槟榔屿筹组《光华日报》。
雷铁崖主持《光华日报》笔政之后,并没有辜负孙中山在办报之初的期望。他高举民主革命的大旗,向保皇派发动猛烈的进攻,使《光华日报》成为革命派宣传革命主张、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这主要表现为:在《光华日报》创刊后,保皇派在槟榔屿所创办的《槟城新报》先后发表了署名为陈鹤卿、凤生、阳光、钝君等人的文章,挑起了与《光华日报》的论战。对此,雷铁崖从容应对。在战斗中,他“除了布成堂堂正正之阵,以社论之类煌煌大论向敌营发起进攻,还采用散兵游击的战术,以谐文、笑史、短论、杂谈、时评、杂俎等多种形式打击对方。”没多久,保皇派势力便纷纷败下阵来,从而巩固与强化了革命派在南洋地区的社会舆论地位,增强了革命派的在南洋华侨当中的社会影响。
对于雷铁崖所主持的《光华日报》的社会影响,时人对此多有所评述。冯自由在《南洋光华报记者:方南冈》一文中指出:“时总理远游欧美,黄克强、胡汉民均已他适,南洋党务以措置乏人,渐呈暮气。独次石(指方南冈,笔者注)与蜀人雷铁崖在报上大声疾呼,发聋振聩,使英荷两属侨胞之精神为之一振。”在《南洋各地革命党报述略》一文中,冯自由进一步指出:“时新加坡《中兴日报》及《星洲晨报》均已相继停刊,独此报在马来亚首府大声疾呼,光芒万丈。…《光华报》(即《光华日报》,笔者注)于此时刻尤多所贡献。”雷铁崖的后人在评述雷铁崖这一段特殊的历史时指出:“先父乃一人兼主笔及总编辑,决心转移华侨心理,对保皇党报妖论痛加驳斥,计一年间,先父一人所刊短文字至百余篇。日日笔战,敌报大败……虽月换三主笔,均不敌,其销数递减,乃至无人购阅而停刊。华侨心理自是乃大变,输金加盟不复怀疑。”可见雷铁崖秉承孙中山的旨意在南洋地区的辛勤笔耕收获颇丰。其中,最大的收获在于,促使广大华侨思想上的大转变,纷纷抛弃保皇派奔向革命派。同时雷铁崖因此而获得了“华侨之友”的美誉。
雷铁崖为解除孙中山在从事民主革命活动过程中的后顾之忧付出巨大心血
1910年12月6日,南洋殖民当局以“妨碍地方治安”为名,勒令孙中山出境。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在日本、香港、越南、缅甸、南洋各地均已无立足之地。于是,只得又远赴欧美奔波忙碌,为革命筹集所需要的款项。临行前,孙中山就公事与私事均做了具体的安排。就公事而言,孙中山先后给“暹罗同志”和“新加坡同志”致信,就筹款和革命有关的事项分别作了详细安排。在给“暹罗同志”的信中,孙中山强调:“南洋筹款之事则专托胡汉民,其军事各情,汉民到埠时必能为兄等面述。”在给“新加坡同志”的信中,孙中山对当时革命形势充满信心,认为“所事大有把握”。“机局之佳,尤数十年来所未见。”同时,就各地所筹集到的革命经费一事,孙中山同样表示:“将来接济之款统交胡君(即胡汉民,笔者注)手收。”
就私事而言,孙中山将夫人卢慕贞及两个女儿孙娫、孙婉托付给南洋的革命党人,叫她们留槟榔屿居住。母女三人生活费用由南洋华侨革命党人供给,每月100元。同时,孙中山尤其放心不下的是两个爱女——孙娫与孙婉的学习。当时孙延才16岁,孙婉才14岁,都未成年。因此,孙中山特聘雷铁崖做两个爱女的家庭教师,为她们补习中文。对此,雷铁崖的后人在追述中说:“中山先生赴美洲劝募华侨,托家属于各同志,并令其长女次女从先父读。长孙娫,次孙婉,皆聪敏。先父于报馆工作毕,讲授数钟。一日讲诗,出上联曰:‘有鸟鸣春树,延对:‘无人话夕阳'。先父虽嘉奖,而叹其不祥。”孙中山作为伟大的革命家,在为祖国前途命运奔波操劳的同时,并不是一个不讲亲情的人。这可从1910年12月20日孙中山从埃及给两个女儿的信中反映出来。在信中,孙中山除了告知女儿自己的行踪之外,还特意叫两个爱女去拍摄一张合影寄他随身携带。信中说:“父今欲两姊妹同去影一相,影好寄三四张去檀山阿哥处,叫他转寄来我可也。”孙中山在出行欧美之前能将两个爱女托付给雷铁崖辅导,可见孙中山对雷氏本人的信赖程度。同时,雷氏本人通过对孙中山两个爱女学习的辅导,同她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情谊。1912年初,雷铁崖因武昌起义的胜利回国。孙娫、孙婉俩姐妹也随母亲回到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南京。同年6月,孙娫、孙婉两姐妹和哥哥孙科前往美国求学。据说,孙娫在美国留学的过程中,还不忘曾经辅导其中文学习的雷铁崖,从美国写信向已回四川的雷氏表示问候。1913年3月,孙娫不幸身患重病,由看护伴随从美国归澳门卢夫人处治疗。同年6月25日在澳门不治身亡。两年后,当雷铁崖从朋友处闻听到孙娫病逝的消息后悲痛难忍,当即“作诗哭之”,题为《遇陆君文辉言孙娫死事哭之以诗》。全诗内容如下:
龙蛇起陆风云变,赋别南溟任所之。
鸟道蚕丛当我去,鲸波鼍浪伴君驰。
一书绝笔悲无覆,万里还乡病不知。
噩耗乍闻哀往事,蛮风蜒雨学诗时。
解脱尘埃从此去,青镫黄卷化云烟。
落花流水招难返,折玉摧兰倍可怜。
六合昏霾人比兽,九幽清净鬼如仙。
夕阳佳句何人续?重过槟榔却惘然!
该诗刊登在1915年3月出版的南社机关刊物《南社丛刻》第13集上。全诗字里行间所流露出的是诗人雷铁崖对孙中山长女孙娫的深切怀念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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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与两个女儿
(未完待续)
来源:自贡方志(原载《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发表时有删节)
作者:周术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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