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迁都后便出现漕运制度，共有八省要交漕粮，期间程序十分繁琐

明成祖在迁都北京之前，开会通河，罢海运、陆运为河运，将沿江、沿海之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征收之米石，由水路运往京师，这就是永乐时期开始的漕运制度。

漕粮一直以来被视为“天庾正供”，清入关后沿袭明制，将原先的漕粮运征制度全盘接手，向八省征收漕粮，额定400万石，除去改征折色及截留他用的部分，实际征收一般在300万石。

漕粮是皇室和王公百官、京师八旗兵丁的主要粮食来源，因而漕粮的征运受到历朝皇帝的高度重视。

八省漕粮的征收简介

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六个省份征收的漕粮一律为“漕米”，也是漕粮的主要部分，作为八旗兵丁饷米和王公百官的俸米。其中22万石为糯米，也称“白粮”，从江苏省的苏州、松江、常州三府与太仓州，以及浙江省的嘉兴、湖州二府征收，供应内务府、光禄寺。也作为宫廷和紫禁城兵丁、内监与王公百官的俸米等。小麦主要在河南征收，供皇宫大内使用；山东主要征收黑豆，作为京师官兵养马、养驼之用。

每年大批的漕粮经运河运至通州，在通州卸船以后，将其中一部分运往京师各仓存储，称为“正兑米”，其数量一般为240万石。留在通州的部分称为“改兑米”，主要用来发放王公百官俸米。通州距离京师四十里，每到发放俸米的时间，王公百官都要自行去通州领取。

明代时，漕粮的征收方式是“军民交兑”，就是纳粮之户自行将漕粮运到码头，交兑给运军，然后转船北运。顺治初年，也按这种方式征收漕粮，但是发现漕运系统的官员向漕粮纳户随意勒索，民不堪其苦。顺治九年（1652年）出台新规，将军民交兑改为“官收官兑”，就是纳粮户只要将漕粮交到当地州县衙门，然后由州县交至运军。

漕粮从征收到交兑、起运、督催、押运稽查、交仓等一系列过程中，事务繁杂，牵动的机构、官员很多，漕运中的弊端也以新的形式出现，征收漕粮的州县官往往借机向纳户多拿多要，此外，有些州县官还会刁难运军，运军也借此要挟州县官，关系十分复杂。

漕运系统的征运机构和官员职掌

漕运与河道、学务一样，都是属于专职官，朝廷的总负责机构是户部云南司，地方上的总负责官为漕运总督，驻地在淮安府山阳县。

漕运总督只是主持大局的，漕运在八个省设有分公司，一把手就是掌漕务的粮道。粮道的主要职能是督催州县征收漕粮及各项随漕钱粮，监察兑粮、督押运漕、统辖军卫以及遴选领运随漕船各帮的官员。

漕粮因为是供应皇家和百官的，所以对质量要求很严格，这就需要专设立专门的“监兑官”进行监督把关。监兑官一般都是以本省府同知、通判担任。

各州县的漕粮运到码头后，监兑官要逐船检验米色好坏，而且要将米样封存，交给漕运总督亲自查验。

负责漕船领运的军丁称为运军，每船一名，另外配备水手九人，由运军自己雇佣。各省漕船分帮起运，每省数帮至数十帮不等，每帮漕船数数十只不等。这些帮就称为“漕帮”，清中期以后，漕帮在当地很有势力。

各省漕粮起运后，还会配备一名押运官，专司督押，与领运官监督运军、水手，当漕船抵达通州交仓后，负责督押回空漕船。

尽管漕运系统配备相关的官员，但是问题始终不断，乾隆时期为了更好维持漕运的正常、高效运转，特设巡漕御史四员，分驻淮安、济宁、天津、通州，于运河分段巡查。

漕粮的交兑和运输时限

漕运的终点站是通州，设有户部仓场衙门，置总督仓场侍郎满、汉各一人，总掌漕粮之接收、储藏、保管及转运等事。其下设坐粮厅，置户部司官，专管漕粮之验收、转运输仓等事。京师、通州两处共有粮仓二十多处，每处有仓廒数十至一百多不等，每廒存粮米万石。

各省漕粮的征兑必须在十一月完成，届时各监兑官须在码头办公，验明米色和数量，然后方可装船。漕船的起运日期，各省不同，根据路途远近而定。

南方六省的漕粮称为“南粮”，各自定有运至淮安的时间期限，称为“过淮之粮”；江苏、安徽两省，长江以北地区的运漕期限为十二月，长江以南为次年正月；浙江、湖北为二月；江西、湖南为三月初；山东、河南的漕粮称为“东粮”，东粮不过淮安，时间期限为河南正月，山东二月。

漕运一直以来都备受诟病，其征收到运抵通州入仓，手续繁杂，运费繁巨，至道光年间已经弊端重生。有人做过统计，漕粮一石运到京师，其价格往往是东南市价的数倍，也就是说原本一二两银子的粮食，运到京师后就要五六两。故而当时就有不少大臣提议，改河运为海运，不过海运只是短暂实行了一段时间，不久又改回漕运，这是因为漕运涉及了很多利益集团，而这些集团中背后牵涉的又是王公高官，尽管海运成本更低，但终究无法推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