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天津八大奇案（五）——枪毙刘汉臣

1927年1月18日深夜，天津城的寒风卷着雪沫，刮过新明大戏院的飞檐，也刮过刑讯大堂的冰冷地面。两声枪响划破寂静，没有审判，没有公示，甚至没有一句像样的定罪，24岁的京剧名角刘汉臣，连同他的师弟高三奎，倒在血泊之中，双眼圆睁，至死都残留着不甘与悲愤。

次日清晨，他们的尸首被粗暴地弃于新明大戏院门口，白雪被鲜血染成暗红，来往路人无不噤声驻足，却无人敢上前收敛。谁也不会想到，仅仅一个月前，这里还是刘汉臣场场爆满的演出地，台下掌声雷动、银元纷飞；而仅仅因为一张剧照、一场懵懂的追捧，三个鲜活的生命，就沦为了军阀权力游戏中的牺牲品。

这段尘封在民国乱世中的往事，被收录进天津八大奇案，它没有惊天动地的阴谋，没有你死我活的恩怨，却凭着处处不合常理的转折，凭着小人物在权力碾压下的渺小与悲凉，在百年后依旧让人读来脊背发凉、唏嘘不已。

一场寻常追星，竟成索命祸根

刘汉臣的悲剧，始于他的才华，也始于一场错位的追捧。他出身梨园世家，本姓郑，其父是被誉为“赛活猴”的京剧名家郑长泰，自幼耳濡目染的他，文武双全，唱功扎实，身段利落，年少时就凭一出《水帘洞》赢得“八岁红”的美誉。

1926年，24岁的刘汉臣应天津新明大戏院之邀北上演出，《定军山》《珠帘寨》《卧薪尝胆》一出出大戏轮番上演，他饰演的武将英气逼人，文士温润儒雅，一时间红遍天津卫，场场爆满，连梅兰芳、杨小楼这样的梨园泰斗，都对他的技艺赞叹不已，戏迷更是挤破头也要抢一张他的戏票。

在追捧他的众多戏迷中，有一位身份特殊的人——直隶保安总司令褚玉璞的五姨太小青，年仅16岁。小青本是妓院出身，被褚玉璞强纳为妾后，常年被禁锢在深宅大院，孤独无依的她，把看戏当成了唯一的精神寄托，而英俊潇洒、技艺精湛的刘汉臣，便成了她心中唯一的光。

放在如今，这不过是一场普通的追星，可在军阀当道、人命如草芥的民国，却成了致命的祸根。小青每次都订最好的包厢，演出结束后，总会让下人送上银元、首饰，还想方设法进入后台，只为见刘汉臣一面，求一张他的剧照、一个签名。

刘汉臣早已成家，妻子当时正怀有身孕，深知瓜田李下的他，始终保持着距离，从不与小青单独接触，即便对方送来礼物，也大多婉拒，唯有一次，拗不过小青的再三恳求，又碍于褚玉璞的权势，让师弟高三奎转交了一张自己饰演越王勾践的剧照。

谁也不会想到，这张普通的剧照，会成为压垮三人的第一根稻草。1927年元旦，刘汉臣赴北京演出，小青偷偷前往火车站送行，这一幕被嗅觉敏锐的小报记者捕风捉影，大肆渲染成“五姨太含泪送情郎”“名角与军阀姨太私通”的桃色新闻，谣言像长了翅膀一样，一夜之间传遍了整个天津城。

一场懵懂的追捧，一张无关紧要的剧照，几句无稽之谈的谣言，竟成了三条人命的开端，荒唐得让人难以置信，却又真实地发生在那个黑暗的年代。

莫须有罪名，掩盖权力的残暴

谣言传到正在前线征战的褚玉璞耳中时，这位双手沾满鲜血、残暴多疑的军阀，彻底被激怒了。在他眼里，小青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而刘汉臣一个“戏子”，竟敢“觊觎”自己的女人，还让自己沦为全城的笑柄，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耻辱。

褚玉璞当即从前线赶回天津，不分青红皂白就将小青押来拷问。年仅16岁的小青，从未经历过这样的阵仗，却依旧倔强地辩解，说自己只是单纯喜欢刘汉臣的戏，从未有过私情，那句“我只是捧角，又没做错什么”的顶撞，彻底点燃了褚玉璞的怒火。

枪声响起，16岁的小青倒在了血泊之中，随后，知情的女佣也被秘密处死，褚玉璞的怒火，却并未就此平息。他把所有的怨气，都撒在了刘汉臣和高三奎身上，认定是他们毁了自己的颜面，决定斩草除根。

可他也清楚，仅凭“桃色谣言”就杀死两个当红艺人，难免会引起舆论哗然，于是，一个荒唐到离谱的罪名，被他随意罗织而成——“宣传赤化，暗中通匪”。

熟悉刘汉臣的人都知道，他一生痴迷戏曲，心思全在戏台上，从未涉足政治，从未与“赤化”“土匪”有过任何交集；而高三奎，只是陪伴在他身边的琴师，老实本分，唯唯诺诺，连与人争执都很少有。临刑前，刘汉臣曾凄厉高呼：“我们都是唱戏的，唱戏混饭吃，宣传什么赤化？暗中通什么匪？全是诬陷，无中生有！”

一句控诉，道尽了无尽的冤屈，却丝毫打动不了冷酷的军阀。在褚玉璞的权力面前，法律形同虚设，罪名可以随意编造，人命不过是他泄私愤的工具，这种错位的指控，这种赤裸裸的草菅人命，藏着那个时代最刺骨的荒诞与悲凉。

名家求情，反倒成了催命符

1927年1月9日，正在北京第一舞台演出的刘汉臣和高三奎，被褚玉璞派来的人秘密逮捕，连夜押回天津关押。消息传出，整个梨园界瞬间震动，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冤狱，于是，各路名家纷纷挺身而出，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营救。

京剧泰斗梅兰芳、杨小楼、余叔岩联名，给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发电报求情，字字恳切，希望他能出面干预，解救这两位无辜的艺人；梅兰芳还亲自登门，通过张学良疏通关系，恳请这位少帅出手相助；刘汉臣的友人更是四处奔走，凑了4000块大洋，送给各路军阀和官员，只为能换两人一条生路。

一时间，求情的电报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津，说客络绎不绝，整个梨园界甚至扬言，若不释放刘汉臣和高三奎，便集体罢演。所有人都以为，凭着这些名家的声望，凭着军阀间的情面，凭着这场声势浩大的营救，刘汉臣和高三奎总能保住一条性命。

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满怀希望的营救，不仅没有救回两人，反而成了他们的“催命符”。褚玉璞本就心胸狭隘、残暴多疑，看到这么多人为两个“戏子”求情，看到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怒火更盛——在他眼里，这不是求情，而是公然与他作对。

当时，褚玉璞正在徐州前线，他连夜给天津军警督察处处长厉大森发去加急电报，语气冰冷，命令明确：“接电后，将刘、高立即正法！”

更令人齿冷的是，当张宗昌的求情电报送到天津时，厉大森早已奉命行刑结束。面对张宗昌的质问，褚玉璞竟轻飘飘地谎称“电文迟到，业已处决”，八个字，就打发了所有说客，也终结了两条年轻的性命。

满心期许的营救，换来的却是加速的死亡；越是无辜，越是努力求生，就越是难逃厄运。这种不合常理的反转，这种权力的肆意妄为，让这场冤狱更添了几分荒诞，也让每一个读至此的人，都感受到了深深的无力与悲凉。

弃尸示众，一曲悲歌传百年

1927年1月18日深夜，没有审判，没有定罪公示，刘汉臣和高三奎被强行押至刑讯大堂。临刑前，刘汉臣望着远方，高声呼喊着母亲的名字，呼喊着“我冤枉”，声音凄厉，穿透了深夜的寒风，却终究没能撼动刽子手手中的枪。

厉大森挥手示意，两声枪响，24岁的刘汉臣、正值壮年的高三奎，当场殒命。褚玉璞的残暴，并未就此结束，他为了威慑舆论，警告那些敢“挑战他权威”的人，竟下令将两人的尸首，弃于新明大戏院门口，不准家属收殓，不准路人靠近。

那一天，天津旭街（今和平路）上，花圈铺天盖地，全是戏迷和梨园同行送来的，哭声、怒骂声、叹息声交织在一起，却无人敢上前收敛尸首。刘汉臣的妻子，得知丈夫被冤杀、尸首示众的消息后，悲痛欲绝，身怀六甲的她险些流产；刘汉臣的母亲，白发人送黑发人，只能躲在暗处偷偷流泪，连为儿子收尸，都要小心翼翼，生怕触怒褚玉璞。

两个无辜的艺人，没有死在戏台之上，却死在权力的屠刀之下；没有体面的落幕，却以最屈辱的方式，被弃于闹市示众。他们一生清白，一心唱戏，却终究没能躲过乱世的劫难，没能躲过权力的碾压。

刘汉臣和高三奎的冤死，彻底点燃了天津梨园界的怒火，全体艺人集体罢演抗议，新明大戏院门口，花圈堆积如山，旭街被堵塞多日，这是民国时期，梨园界最声势浩大的一次抗议，却终究没能换来正义，没能还两人一个清白。

几年后，鸳鸯蝴蝶派作家秦瘦鸥，以此案为原型，创作了小说《秋海棠》，被誉为“民国第一言情小说”，一经问世便轰动全国，后来又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流传至今；郭德纲的评书《枪毙刘汉臣》，也让这段尘封的冤情，被更多人熟知。

百年过去，天津的寒风早已吹散了当年的血腥味，新明大戏院早已更名换姓，戏台上依旧演绎着悲欢离合，却再没有人能唱出刘汉臣当年的风采。那段往事，没有直白的“离奇”二字，却在每一个情节转折、每一次命运错位中，藏着最刺骨的荒诞与悲凉。

它藏着一场寻常追星的致命错位，藏着一个莫须有的荒唐罪名，藏着一次适得其反的营救，藏着一场屈辱不堪的落幕。这不是一场简单的冤狱，更是一曲乱世艺人的悲歌，一记警醒后人的警钟——愿这样的荒诞与悲凉，不再重现；愿每一个心怀热爱的人，都能被世界温柔以待，而非沦为权力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