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东1938年错失抗日武装良机，熊作芳揭秘原因

1939年2月11日，大别山深处的龚家湾，寒风还在呼啸。

一支队伍收拾好行装，踩着积雪，踏上了奔赴前线的路。

这支队伍的名号，叫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

望着战士们远去的背影，身为大队政委的熊作芳，心里恐怕跟打翻了五味瓶似的，不是滋味。

这队伍虽然是拉起来了，但这身家性命实在单薄得让人心疼——满打满算一百多号人，手里的家伙什只有六十条枪。

为了凑齐这点儿家底，他们足足熬了三个月。

要是不知道内情的人，准会觉得这挺正常：在敌后搞抗战嘛，哪有容易的？

白手起家，苦点累点那是本分。

可你要是把日历往前翻三页，回到三个月前，就会发现这笔账简直亏到了姥姥家。

按道理讲，这支队伍此时此刻不该是这副寒酸样，怎么着也得有几千人马，几千条枪。

要知道，鄂东这片地界可是老苏区，红四方面军就是从这儿起家的，老百姓对咱红军那是铁了心的支持。

1938年10月，武汉一丢，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就像决了堤的洪水一样往回撤，漫山遍野都是也没人要的枪，到处都是没了娘的散兵游勇。

那段日子，被大伙儿戏称为“捡洋落的好日子”。

那是真的弯下腰就能捡到枪，招招手就能领回人。

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坐在鄂东特委书记位子上的郑位三，拍板定下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摸不着头脑的规矩：

地上的枪，不许捡；路边的兵，不许收。

这背后的弯弯绕，咱们得好好掰扯掰扯。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

这事儿对国民党那是灭顶之灾，可对于敌后游击战来说，却是个千载难逢的好空档。

那会儿的黄安县袁家河，也就是鄂东特委蹲点的地方，乱成了一锅粥。

国民党的县太爷、区长们早就脚底抹油溜了，县政府的一帮人更是一口气跑到了冈十二那边。

没了衙门，也就没了王法。

几十万败下来的兵，沿着平汉铁路、长江边和大别山脚下，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乱撞。

经过袁家河的散兵，三五成群，不少人就把手里的家伙往草丛里一扔，只想讨口饭吃，有的干脆就把枪卖了，换两个烧饼钱。

那时候留守处手里都有谁呢？

有卫金昌、闵惠周、潘华鹏、刘名榜，还有后来挂上少将军衔的熊作芳。

再加上一个警卫排，人虽说少了点，可个顶个都是见过血、受过训的硬骨头。

这账算起来简直太简单了：

要是把这七八个骨干加上警卫排撒出去，收拢散兵，发动老乡，别说干久了，哪怕就干个十天半个月，拉起一支几百人的队伍，搞几百条枪，那简直是探囊取物。

甚至都不用你去抢。

有的散兵为了求个收留，主动把枪双手奉上；有的战士出去溜达一圈，肩膀上就能扛几条好枪回来。

这时候，如果你坐在郑位三那个位置上，你会咋办？

咱们正常人的脑子肯定想：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啊。

手里有人有枪，腰杆子才硬，才能打鬼子，保家卫国。

可郑位三心里的算盘，打得跟别人不一样。

当战士们兴高采烈地把捡来的枪背回来邀功时，等来的不是嘉奖，而是一顿训斥。

当那些散兵苦苦哀求想要加入队伍时，得到的答复却是冷冰冰的关门谢客。

郑位三给出的理由就一条：怕搞坏了跟国民党的统战关系。

在他眼里，这些枪姓“蒋”，这些人也姓“蒋”。

咱们要是收了，那就是“挖墙脚”，就会起摩擦，就会坏了统一战线这盘大棋。

这话乍一听挺有“大局观”，可实际上却是死脑筋到了极点。

搞统战是为了啥？

是为了抗日。

连枪杆子都没有，拿嘴皮子抗日吗？

连兵都没人收拢，眼看着他们变成土匪流寇祸害乡里，这就对统战有利了？

这就是决策者的脑子没转过弯来——把手段（统战）当成了目的，反倒把真正的目的（抗日壮大）给扔到爪哇国去了。

地盘这东西，你不去占，别人就会去占。

这是一个再残酷不过的死理儿。

就在郑位三为了所谓的“维护统战”而按兵不动的时候，另一些人可是把算盘珠子拨得震天响。

武汉丢了之后，鄂东这就成了没主的空地。

日本人刚来，忙着在大城市和铁路线扎钉子，手还没伸到乡下。

国民党的正规军跑了，可那些地头蛇、老油条、土军阀却嗅到了发财的血腥味。

像原国民党罗山县长梅治朝，这人脑子就活泛得很。

没几天功夫，他就拉起了两个大队的人马。

还有礼山县的张楚杰、陈少棠、蒋少瑗，这些原本就是地方上的豪强，一看世道乱了，立马竖起大旗，自封个“司令”、“队长”当当。

他们扩充实力的法子简单粗暴——收容溃兵，捡现成的武器。

这恰恰就是郑位三严令禁止红军干部去干的事儿。

这帮人的队伍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然后打着“抗日”的幌子，干的却是土匪的勾当。

嘴上喊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实际上就是变着法儿勒索老百姓。

他们借着国难发横财，娶小老婆，买田置地，把个鄂东搞得乌烟瘴气。

老百姓那个苦啊。

一边是不想当亡国奴，一门心思相抗日；另一边却是被这些假抗日的伪军、顽军剥皮抽筋，日子根本没法过。

大伙儿想斗争，可没人领头啊。

真正的共产党人，那些在大革命时期就威震鄂东的红军干部们，这时候却被自己的领导死死按在驻地，眼睁睁看着这群跳梁小丑在眼皮子底下坐大。

这就是一步错棋带来的连锁反应：你丢了阵地，敌人就占了阵地；你扔了群众，群众就成了别人案板上的肉。

更让人窝火的是，郑位三不光在发展上给自己画地为牢，在生存问题上也选了个缩头乌龟的法子。

武汉沦陷才十来天，有个风声传过来：国民党黄安县政府和七里坪区公所要来缴留守处的枪。

这会儿，你要是个有血性的指挥官，手里握着警卫排和一帮久经沙场的老红军，面对一群被日本人吓破胆的国民党残兵败将，完全可以干他一家伙，或者至少摆出一副“别惹我”的架势。

可郑位三的决定是：跑。

连夜转移。

这帮人甚至都没敢走大路，顺着韩家老屋、陈家湾，绕道浒湾、连汤山，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六天，最后躲到了河南新县西北边一个叫白马山的小山包上。

白马山是个啥地方？

统共就两座门楼、四户人家。

偏僻是真偏僻，可也意味着消息不通，离老百姓太远。

窝在这个只有四户人家的小山沟里，郑位三的“战略”还是那两个字：干等。

警卫排每天的任务，不是下山去发动群众，也不是去侦察鬼子在哪，而是派人去打听国民党乡公所的动静，看看人家有没有屁股后面追过来。

熊作芳后来回忆起这段日子，说了一句特别扎心的话：“摆着一副挨打的架势。”

这时候，有个细节特别能说明问题。

豫东南中心县委书记贺建华来了一趟白马山。

贺建华是个实干派，在那边搞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

等人一走，郑位三对熊作芳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走了还得回来的。

他在那里搞得太红，站不住脚。”

听听这话。

“搞得太红，站不住脚”。

在郑位三的骨子里，抗日搞得太积极、动静太大，反倒成了危险，成了错误。

他觉得只有低调、躲着、顺着，才能在国民党的夹缝里求个安稳。

这种心态，直接导致了大好的“黄金时代”像水一样从指缝里流走了。

当然，在这段死气沉沉的日子里，也不是一点亮色都没有。

有些机会那是别人硬塞到手里的。

早在袁家河的时候，有个叫任士舜的黄陂梅店人，以前在张学良部下干过，是个党员，主动找上门，把他拉起来的“梅店自卫队”交给了特委。

这是送上门的一支武装。

到了白马山后，董必武同志又托人捎信，让郑位三派人去找国民党黄陂县长潘正道。

潘正道这人也有意思。

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虽然后来脱党了，但在抗战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又想起了找组织。

这一回郑位三倒是没拦着，派熊作芳和罗厚福带人去了一趟。

这一趟跑得太值了。

潘正道不光见了他们，还把董老留下的七八千块钱经费交给了熊作芳。

在那年头，七八千块那是笔巨款。

更有意思的是，熊作芳他们这一去，动静闹大了，把鄂中的伪军头子金龙章给惊动了。

大汉奸一看共产党来人了，吓得赶紧派兵包围黄陂县政府，把潘正道给赶跑了。

这说明啥？

说明敌人是怕咱们的。

只要咱们敢动弹，局势就能打开。

12月17日，任士舜带着梅店自卫队二十七八个弟兄，连夜转移到了白马山。

紧接着，贺建华也带着十几个学生和农民赶来了。

虽说郑位三一直在踩刹车，但这基层的抗日火种实在是太旺了，根本压不住。

大伙儿都在往白马山聚，都在等着党组织的一声令下。

僵局终于在1938年12月底被打破了。

破局的人叫郭述申，是鄂豫皖区党委书记。

他从延安经竹沟去皖西，顺道经过白马山。

郭述申带了一个排的护送部队，还有一部电台——这不光是装备，更代表着中央的声音。

郭述申上午刚落地，下午就召集开会。

会上，他把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传达了下来。

这次会议的核心意思之一，就是痛批抗战中的右倾投降主义，强调要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

这简直就是直接打在了郑位三的“七寸”上。

会议整整开了一天半。

根据中央的指示，大伙儿拍板定了三件事：

第一，成立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不再窝在山沟里，而是要杀到信罗边平汉路两侧去打游击。

第二，成立罗礼陂孝中心县委，贺建华当书记。

第三，把鄂东特委和四支队留守处给撤了。

这实际上就是把之前的消极路线给彻底否了。

于是，大伙儿把家底凑了凑：

留守处的警卫排、郭述申带来的护送排、任士舜带来的梅店自卫队，再加上贺建华带来的人。

一共一百多人，六十条枪。

这就是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全部的家当。

大队长罗厚福，政委熊作芳。

1939年1月中旬，在龚家湾的一间大屋子里，第六大队正式挂牌成立。

虽然人少枪少，虽然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时机，但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要是不搞这次调整，这仅有的一点火种，怕是也要在白马山的寒风里灭了。

会议结束两天后，郑位三离开了白马山，去了安徽。

2月11日，第六大队整装待发，走出了大山，走向了抗日前线。

回过头来再看这段历史，总让人忍不住拍大腿叹气。

从1938年9月中央给指示，到1939年1月大队成立，中间这四个月，恰恰是武汉沦陷后秩序重组的关键期。

如果当初在袁家河，敢于放手发动群众，敢于收留那几百个散兵，敢于捡起地上的枪，那么走下白马山的，可能就不是一个大队，而是一个师，甚至是一个军。

历史没法假设，但历史有教训。

郑位三的错误，不在于他不忠诚，而在于他在大变局面前，还在死守着旧皇历。

他把“统战”看得比“生存”还重，把“不摩擦”看得比“发展”还重。

他心里的那本账，算得太死，也太小气。

而在战争年代，这种小心翼翼的“稳”，往往就是最大的“险”。

好在，党组织有着强大的纠错本事。

郭述申的到来，虽说晚了点，但终究是把这列差点停摆的火车，重新推上了正轨。

那六十条枪，虽然少，但每一条枪口，终究是抬起来了，对准了真正的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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