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期徒刑之外：安倍案上诉中的日本司法与社会阴影

文︱陆弃

奈良地方裁判所宣读无期徒刑判决的那一天，日本社会表面上显得平静。枪声早已消散，悼念与追责也在时间中逐渐退潮，案件似乎被重新安放回司法程序的轨道。2月4日，山上彻也的辩护律师向大阪高等法院提起上诉，让这起被视为“已经定调”的案件再次浮出水面。并非因为事实出现变化，而是因为那道始终悬而未决的分界线，再次被推到了公众视野中央——个人犯罪与社会结构，责任与背景，惩罚与理解。

山上彻也在庭审中承认了杀人事实，这一点从未成为争议焦点。真正的争议集中在量刑。辩方并未否认犯罪的严重性，而是反复强调一个被法院在一审中认定为“未对犯罪决意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被告在“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会”环境中成长，长期承受的家庭破碎与经济压迫，构成一种持续性的宗教虐待。这一经历，被辩方视为理解其动机、衡量刑罚轻重时不可忽视的背景。

奈良地方法院的判断路径相当清晰。它将犯罪行为与成长经历切割开来，认为即便存在不幸的个人经历，也不足以在法律层面削弱被告对暴力行为的自主决断能力。正是基于这一判断，法院接受了检方意见，作出了无期徒刑判决。判决书在逻辑上并不复杂，却在社会层面激起了长期回响。

这次上诉，让那道被刻意压低的讨论重新出现。它并非试图为暴力寻找正当性，而是在追问司法是否应当、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将“宗教虐待”纳入刑罚裁量的视野。

安倍晋三遇害案在日本社会引发的震荡，远远超出了一起针对前首相的袭击事件。案件发生后，日本政坛与舆论迅速将目光投向“统一教会”与政治人物之间的长期关联，围绕宗教团体的募捐方式、家庭影响、政治渗透展开了密集讨论。多名政界人士被迫切割关系，政府层面也启动了针对相关宗教法人活动的调查。这一连串反应，说明社会并未将山上彻也视为一个孤立的“极端个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辩方提出的“宗教虐待”概念，显得尤为敏感。它不仅是为被告争取较轻刑期的法律策略，也触及了日本司法长期回避的一个问题：当个人的犯罪动机与长期制度性伤害交织在一起，法院应当如何界定责任边界。

一审判决选择了谨慎甚至保守的立场。法院强调，刑事责任的核心在于行为当下的判断与选择，而不是人生轨迹的悲剧性。这样的立场，在维护法律稳定性方面具备说服力。它避免了因过度引入社会因素而削弱刑法的确定性，也防止了“动机合理化”滑向危险的模糊地带。

问题在于，这种切割是否过于整齐。山上彻也的辩护并未主张“被迫犯罪”，而是强调长期精神与经济压迫对其价值判断的塑造。宗教团体对家庭财产的影响、由此导致的家庭解体，在庭审中并非未经证实的指控，而是通过证据被反复呈现。法院在判决中承认这些经历的存在，却认定它们不足以改变量刑结果。这种承认与否定并存的态度，恰恰暴露了日本司法在处理结构性伤害时的犹豫。

上诉的意义，并不完全在于是否可能改变刑期。即便高等法院维持原判，这一程序本身也迫使司法体系再次回应一个问题：在面对具有明显社会背景的极端暴力时，法律是否只能停留在行为层面。

日本刑法实践中，对量刑情节的考量并非不存在。家庭环境、成长经历、精神状态，常常被写入判决理由，只是它们的权重极不稳定。安倍案的特殊性在于，被告所指向的并非抽象的“家庭不幸”，而是一个长期存在、已被广泛讨论的宗教组织。这使得案件不可避免地溢出个人层面，进入制度反思的区域。

奈良地方法院在一审中选择收紧这一溢出效应，实际上是在为司法划定一道防火墙。它试图避免刑事审判演变为对宗教团体的间接裁决，也避免让个案承担过多社会评判功能。这种克制并非没有道理，却也让部分问题被暂时搁置。

上诉阶段，这些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却会以更清晰的形式被记录下来。辩护律师强调“纠正一审不当判决的机会”，这句话本身已经表明，他们并不满足于程序上的完结，而是希望在判决理由中留下另一种理解路径。

安倍晋三遇害，对日本政治秩序构成了罕见冲击；山上彻也的审判，则成为司法体系应对这一冲击的试金石。无期徒刑在法律意义上已经是极重的判罚，它向社会传递了对政治暴力零容忍的明确信号。上诉并未削弱这一信号，却在提醒公众，信号背后仍有未被充分讨论的结构性问题。

案件进入大阪高等法院后，外界很难期待戏剧性的转折。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刑期数字是否发生变化，而是判决文本将如何书写那段被反复提及、又被谨慎处理的成长经历。它是否仍被放置在判决边缘，作为“存在但不重要”的背景，还是会获得更清晰的位置。

当枪击案逐渐从新闻头条退场，日本社会仍在消化它带来的长尾效应。上诉程序让这一消化过程被延长，也让司法系统不得不再次直面那些不易量化的因素。法律的语言向来追求清晰，而现实常常充满灰度。在这两者之间，任何一次裁决，都会留下余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