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影响

中华思想文化源远流长，这在儒家思想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从原始儒家到现代新儒家，儒家思想经历了由孔、孟、荀之学到汉代经学、宋明理学等不同演变阶段，对古代文论的影响也从以人文政治教化为主的各种命题演变为以文道、理气、心性、体用等范畴为核心的文论和诗论。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吾道一以贯之。”一个贯穿儒家之道的基本理念，是对社会政治及道德伦理的高度重视。谈政治，必须讲道德，得人心者得天下，天下有道，方能实现社会政治清明。这种思想体现在古代文论领域就是“文以明道”观念和“温柔敦厚”的诗教说，且代代相传。尽管不同时代的表述不尽相同，但重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乃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古代诗论家、文论家之圭臬。

就儒家诗论而言，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将《诗经》视为“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的经典，以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白居易非常重视诗歌的思想意义，将其比喻为成熟的果实。他认为，诗可以补察时政，歌可以泄导人情，进而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理论主张。这样可以保证文学创作的政治正确。在文论方面，韩愈于《原道》篇建构儒家的“道统”和“文统”。他认为，六经皆为圣人的明道之文，这些经典不仅是政教之本，还是后世一切文章之源。他还将“道”在六经扩充为“道”在经史文章，创立了能够载道的“古文”文体，提出“不平则鸣”和“气盛言宜”之论，使得儒学及其文论更贴近现实人生而焕发活力，从而恢复儒学在社会生活和思想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韩愈在《琴操十首·拘幽操》中说：“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他认为，凡有过错应由臣子承担，功劳则属于圣明的君王，文臣维护王道的愚忠之心昭然若揭。由此可见，儒家的文论和诗论具有很强的政治功利色彩，从古至今，它一直受到重视和宣传，原因在此；一直受到鄙视和批判，原因也在于此。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儒家思想有“一以贯之”的不变性，也有与时俱进的新变化和包容性。汉代大儒董仲舒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名言，但人们常遇到的问题却是：天变了，道亦变！事实上，不同朝代对儒家经典的解读，均带有“古为今用”的性质。儒家思想在古代的延续不竭，犹如源头活水，与其能包容吸收道家和释氏思想不无关系。在一般人看来，儒家具有积极入世的精神，而道家则主张“无为”“无己”，难免带有隐逸出世的消极态度，故历来有“儒道互补”之说。但隐逸出世并非道释的专长，儒家也有“天下无道则隐”的传统，讲究“穷则独善其身”，这在诗论、文论乃至画论中都有体现。如倪瓒有“据于儒，依于老，逃于禅”之说，把表现儒者的清高作为诗画的创作要求，逸笔草草的逸气里有不同流俗的风骨。在明代，《论语·子罕》中的子曰“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被高僧憨山德清解释为孔子悟道的话头，与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的觉悟相提并论。《大学》讲修身“正心”时无所忿懥、无所恐惧、无所好乐、无所忧患的“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亦被视为一超直入如来地的“悟境”。这种“儒释合流”属于阳明心学流行后的时代思潮，成为公安三袁“性灵”诗论的思想基础。

宋明理学相对于强调“天人合一”的经学而言，其创新主要体现在援佛入儒的心性论上，并经历了一个以程朱性理之学为主到以阳明心学为正宗的演变过程。阳明心学以“良知”的流行发用和虚灵明觉为特色，其“良知”之说可追溯到孟子所讲的“人之天良”；但孟子只是用“良知”来证明人有良心而性善，王阳明则进一步用它来指点寂感真几的心之本体。他在《传习录》中说：“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以心性合一的“良知”为本，倡言“心即理”，注重心体的寂感真几和流行发用，以为天理就在人心之中，人心之良知即天理，若能“致良知”，人人皆可成为圣人。这种工夫即本体、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在儒家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深刻影响着有明一代的学风和诗风。当时，阳明心学又有“阳明禅”之称，其知行合一的“致良知”对诗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就心而言，把心灵看作比性理更为本源的东西，凸显人乃万物之灵的主体性原则，赋予儒家心性论强烈的师心自用性质，于是有张扬个性、崇尚自然情感的“童心”说产生；二是就性而论，“性灵”乃良知的流行发用，要由性情之真，复归于心体的虚灵不昧。以儒家性命之学兼融庄禅妙悟的诗性智慧，重主观体认而强调个性、重心情的自然流露而讲韵趣，这是研究晚明“性灵”诗论必须注意的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

在中国社会日趋现代化的文化转型时期，即使是古典学研究也要面对现代性问题，在研究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文论时，如何协调“同情的理解”与“现代性批判”，是我们面临的方法论难题。所谓“同情的理解”，指对古人的思想学说持宽容态度，肯定其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存在价值，采用“知人论世”的传统方法，去体会和理解古人的思想脉络及其立论依据，这样才能“入乎其内”而把握其精神实质。对古人思想和古代文论作具有历史还原性质的正确解读，是进行创造性阐释和创新性发展的基础。以准确把握古人思想的本来面目为基础，要进步还必须“出乎其外”，站在今天的思想高度，采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用科学的理性精神对古文论进行批判性研究，剔除其不适应现代文化发展的成分。这需要纵贯古今、横通中西，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