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统特工鲍君甫遭逮捕，法庭上放声高呼：请陈赓出庭为我作证

1951年4月的一个清晨，南京市公安局的大门缓缓打开，一个头发花白、穿着旧长衫的老人被警车带走。街坊认得他——随园口卖茶水的“鲍老先生”。没人想到，这位握壶递盏的闲人，竟曾是蒋介石、陈立夫眼中的“王牌耳目”。

1893年，鲍君甫出生在广东中山。辛亥革命后，他远赴东京，毕业于早稻田政治经济科，日语讲得溜，英文写得快。返沪后，他先在日商洋行做文书，又给日本通讯社撰稿，靠稿费和文书薪水混迹租界沙龙，短短几年便摸到了上海上流社会的门道。

1924年国民党改组，他跟随同乡杨剑虹办工会，顺势递交入党申请。五卅惨案爆发，街头血迹未干，他已被陈立夫看中，拉进“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这支后人熟知的“中统”雏形，专抓异己。鲍君甫遂更名“杨登瀛”，手握特派员证件，游走十里洋场，打着缉捕“赤匪”的旗号，攒人脉、搜新闻、收情报，风头一时无两。

有意思的是，就在“杨登瀛”名声渐响之际，一条隐秘管道也悄然开通。1926年，中央特科派陈养山以“求学日语”为名结识鲍君甫。二人对诗品酒，很快成莫逆之交。鲍君甫对国民党派系倾轧早生倦意，加之1906年被广东新军误捕的旧案，让他对蒋介石未有半分好感，这层情绪给了中共可乘之机。

1928年5月，黄埔一期老生陈赓潜入上海。咖啡馆昏黄灯光下，两个惯于刀口舔血的人一拍即合：鲍君甫继续戴着调查科的面具，暗中为中共搜集对手机密；陈赓则适时提供无关痛痒的“线索”，帮他立功。为了提高鲍的排场，周恩来干脆批给他一辆小轿车——在彼时上海摞起来也没几辆的小汽车里，这辆车成了鲍君甫最管用的通行证。

盟约刚定，急案就到。1929年8月，彭湃在沪被捕。鲍君甫建议拦截押解途中，可惜行动受阻，彭湃被害。这次失手让他懊恼不已。一个月后，任弼时遇险，鲍再次出面。夜半，他拎着红包敲开巡捕房督察长兰普逊的门，说了句：“兄弟一个新招的小弟被误抓了，借一步说话。”第二天，任弼时平安走出看守所。临别那一刻，巡捕房的灯光映着任弼时肿胀的脸，鲍君甫低声吐出三个字：“走得快。”

1931年4月，关向应落网并被抄走一箱文件。鲍君甫找来“文件专家”刘鼎，将真文件深夜调走，次晨送回仿制品。巡捕房忙活一周得出的结论竟是“学术材料无害”，关向应也因“纸上谈兵”获释，这场暗度陈仓让陈赓连声称妙。

然而命运转折总在得意时。4月24日，顾顺章叛变。顾对上海地下组织如数家珍，鲍君甫名字赫然在列。幸运的是，潜伏于调查科的秘密交通员钱壮飞率先截获电报，中央连夜转移核心人员，并劝鲍暂避锋芒。“你若真被咬住，千万别松口。”陈赓拍着他的肩膀。鲍却自恃在租界根深叶茂，留下迎战。结果，陈立夫愤怒下令搜捕，“杨登瀛”还是进了大牢。

狱中审讯凶狠。审讯官挥鞭质问，他只咬定一句话：“顾顺章血口喷人。”半年后，派系平衡需要有人背锅，鲍君甫被保释，迁往南京，给了个“反省院副院长”的空头衔。有权无实、无俸可领，他干脆躲进郊外务农。日军攻陷南京前夕，他携家转入乡野，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回城，在翻译室挂个闲职，借此糊口。

世事兜转，终于回到1951年。公安机关点名登记暗线特务，他因迟疑被逮捕。审理席上，检察官列举他曾任调查科要职的事实，拟处重刑。鲍君甫扶着椅背，声音沙哑却清晰：“我救过陈赓！请他来证！”

这句话让法庭气氛骤然一变。时任院长鞠华当即致函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请其核实。山海相隔，信件辗转，11月24日，前线回电：“鲍君甫，确曾多次协助我党，我为其人格担保。”信末还有一句：“昔日同道，虽隔三军，情谊不渝。”

法院重新调查，周恩来、刘鼎等人提交旁证，最终裁定：鲍君甫管制一年，立即释放。出狱后，他已无收入。陈养山建议军区解决其生活，南京军区批准每月给养，并于1956年将鲍接到北京小住三周，由国防部安排休养。陈赓忙于公事，每到南京仍抽空探望。邻里常见这位上将推着旧自行车，拎着水果笑着进门。

1969年冬，鲍君甫病逝，终年七十六。弥留之际，他叮嘱子女：“切记，我不是叛徒，周恩来知道。”一生辗转，身份扑朔。有人说他是“双面间谍”，也有人称他为“救命恩人”。或许，对这位老广东人而言，最在意的并非勋章，而是那句被历史证明的“共产党真够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