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重庆小商贩捡到一小女孩，问她家住哪里，她回答：白公馆

1949年11月27日凌晨，歌乐山麓的枪声划破夜色。蹲在阴湿牢房里的郭德贤听见一连串爆炸，尘土扑面而来，她下意识把仅存的一包干粮塞进五岁的女儿怀里，低声嘱咐：“小波，别怕，跟着人群跑。”这是她从入狱那天起就预演过无数次的场景，如今终于到了决断生死的关头。

枪声持续了很久。白公馆与渣滓洞相距不过一岭，无数同伴倒下，火把将夜色烧得通红。母女俩被涌动的人流冲散，转眼，母亲的身影消失在浓烟深处，郭小波却被人推到山路一侧，跌跌撞撞滚到草丛里。她哭不出声，只抱着那包干粮，朝灯火最亮的方向慢慢走去。

三天后，11月30日薄暮，解放军挺进山城。城门初开，人群从防空洞和屋檐下涌出，杂糅的欢呼声盖过了残留的枪炮味。那天早晨，朝天门码头边的石板路上，卖橘子的王素珍刚把箩筐支好，瞥见一个小女孩蹲在对面，衣衫薄得可怜，双膝裹着褪色的红线裤。孩子望着来往行人，像急着寻找什么却又不敢开口。王素珍心底一酸，暗暗留神。

生意寥寥，她索性递过去一瓣橘子。女孩捧着吃完，怯生生地抬头。王素珍问：“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那双因风霜而干裂的嘴唇微微张合：“我家……白公馆。”短短五个字，却让王素珍怔住。她在山城讨生活多年，自认对地名门清，可“白公馆”三个字，怎听都不像寻常住址。

车水马龙的街角忽然乱了阵脚。谣言说败兵已在城里埋下炸药，市民被惊得四散。王素珍来不及多想，扯起女孩钻进最近的防空洞。人声鼎沸，汗水与恐惧混成一股咸味。女孩紧紧攥着她的衣角，“阿姨，我想妈妈。”王素珍拍了拍她的肩，“先活下来要紧。”

炮声逐渐远去。傍晚时分，解放军的号角在江面回荡，阵阵“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呼喊顺着山城台阶攀升。尘埃落定，王素珍把摊子又摆了出来，同时领着孩子守在原地，指望奇迹出现。三五天过去，无人来找。王素珍心里发急，却不能丢下孩子不管。她拿出全部积蓄，托茶馆里的伙计四处打听“白公馆”的下落。

有位老报贩支支吾吾：“妹子，白公馆不是宅子，是监狱。听说专门关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王素珍脑袋嗡地一声，低头看着手里沾泥的桔子，心里没了底。可既然接了这孩子，就要把事办到底，她咬牙继续奔波。

12月初的一天，街墙上贴出几张新启事。墨迹犹湿，上面写着：寻女郭小波，失踪时着红线裤。落款：郭德贤。王素珍几乎跳起来，她拉着孩子问：“郭小波是不是你？”女孩用力点头。接下来的事情一气呵成，派出所的解放军战士帮忙核对信息，母女终于在南纪门简陋的救济站相见。那一刻，王素珍听见旁边的大汉擦泪骂了句“该死的反动派”，骂声粗，却透着暖意。

郭德贤身体羸弱，右臂仍缠着纱布。简单寒暄后，她向王素珍道谢，语气平静得像在谈邻里琐事。可听她讲起那些日子，再粗线条的汉子也沉默了。

1924年，郭德贤出生在云阳，哥哥是一名早期共产党员。哥哥牺牲后，她接过旗帜，十五岁加入地下组织。抗战期间，她在川东、云贵一带奔走，联络、送情报、掩护伤员，脖子上总挂着一枚小竹哨作为暗号。1944年结婚，次年丈夫随新四军秘密回渝建立交通站。夫妻一个做情报，一个搞接头，日子过得如履薄冰。

1948年春，特务机关突然大搜捕，丈夫当夜失联。郭德贤判断事情凶险，立刻把《新华日报》延安版、密码本以及几十张交通证据扔进灶膛，随后扮作佣人外出报信。幸存的地下党员后来回忆：“若非郭同志那天出门买菜，我们全得葬身特务枪口。”

秋末，她和两个孩子被捕。白公馆里，电刑与水牢流传着同一句话：“活着出去是奢望。”然而，那年11月，随着解放军逼近重庆，监狱内革命者的情绪并非低落。有人撕下毛毯红线绒，有人拆开旧衬衣黄纽扣，一针一线缝起五星红旗。灯油不足，大家就把剩饭榨成糊当胶水。升旗那天，牢房里竟响起合唱，蒋介石的看守也懵了。

27日屠杀来得猝不及防。刘伯承大军已至城外，特务妄图毁尸灭迹。不到一小时，近三百人倒下。郭德贤抱着小波，从侧墙缺口翻到后山，子弹擦破她右臂，但人终究滚到了灌木丛里。她把女儿往小道推，又追着儿子的哭声返回，最终只找回小波。那一别，儿子小可再无下落。

讲到这里，她忽然停住。王素珍递过一杯温水，气氛僵滞几秒。随后郭德贤轻声说：“革命胜了，孩子们有书读，好过什么都强。”一句话，让屋里所有人直起脊梁。

1950年以后，郭德贤被安排在重庆市民政局，从事烈士家属接待。她性子朴素，办公室唯一装饰是一面略显褪色的红旗——当年牢里那块布。她每年11月都去歌乐山烈士陵园，带着小波站在纪念碑前，默默数刻在碑上的名字。旁人问她为何不多讲讲当年血雨，“说多了，孩子们睡不着觉。”她总这样回答。

时间越往前推，人们越能理解那张寻人启事的分量。没有王素珍，郭小波很可能被当作流民送往孤儿所；没有那包干粮，五岁的孩子撑不到解放军进城。命运在那条石板路一次次拐弯，最终汇成了山城的烟火气，也映进后来者的课堂教材。

值得一提的是，王素珍并未因此觉得自己做了什么大事。1952年，她把摊子挪到朝天门老客运码头，卖橘子的声音依旧清脆。有过路人提起那段事，她只摆摆手：“重庆人，帮个忙理所应当。”言语平实，却让旁人再无追问。

如今，白公馆旧址仍在歌乐山北坡，斑驳围墙之间，刑讯室的铁门保持开启状态，角落里那段残缺的旗杆已封存进陈列馆。参观者走过时，很难把眼前宁静同当年硝烟对应，可一旦读到那份编号为“渝特三六七”的囚号登记册，便会明白薄薄几页纸背后，是多少家庭的呼喊与等待。

历史不是沉重枷锁，它更像一盏冷静的灯，照出曾经的牺牲，也映出平凡人伸出的那双手。1949年冬日里，一位普通商贩、一名地下党员和一个无助孩童交织出的命运点滴，说明战争终会过去，人性的温度却能穿透寒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