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朝十帝的“官场不倒翁”，是识时务的智者，还是无节义的贰臣？

公元954年，73岁的冯道病逝于后周。

消息传来，后周世宗柴荣辍朝三日，追封他为瀛王，赐谥“文懿”，满朝文武为其送行；可百年后，北宋大文豪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却气得笔都握不住，痛斥他“不知廉耻”；司马光更是在《资治通鉴》里破口大骂，称其为“奸臣之尤”，比卖国贼还可恨。

同一个人，为何评价天差地别？

冯道的一生，堪称中国历史最魔幻的“职场传奇”：五十三年仕途，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伺候过唐庄宗、明宗、晋高祖、汉高祖、周太祖等十一位皇帝，始终稳居将相、三公、三师之位，哪怕改朝换代、血流成河，他的官帽都稳如泰山。

有人说他是识时务的智者，以隐忍守护苍生；有人骂他是无节义的贰臣，为富贵卖主求荣。今天，我们抛开道德绑架，用正史细节，还原这个“乱世不倒翁”的真实面目。冯道不是贵族出身，只是河北一个普通耕读家庭的孩子。青年时家贫，却“嗜学不倦”，大雪天家里没炭火，冻得蜷缩在被窝里还在看书，《旧五代史》说他“凝尘满席，湛如也”，这份定力，早已注定他不是凡人。

他的“通关之路”，藏着三个乱世生存的核心密码：

1. 不站队：只做事，不做“忠臣”

冯道从一开始就看透了五代的本质：“天子，兵强马壮者为之耳”。在这个武夫当政、弑君如家常便饭的时代，忠于某一个君主，无异于把脑袋系在裤腰带上。

后唐时，他是李存勖的掌书记，李存勖沉迷唱戏、滥杀功臣，他不迎合；李嗣源发动兵变夺位，他不反抗，而是主动迎接新君，继续做自己的官。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骂名满天下，他不劝谏也不附和，只专注于减税、赈灾、修水利。

郭威推翻后汉建立后周，大军进城时血流成河，冯道却安坐家中，郭威上门拜访，他不卑不亢，只说“陛下只需安抚百姓，臣愿继续任职”。

他从不参与皇位争夺，不结党营私，不搞人身依附，把“忠于君主”换成了“忠于职责”。这种“不粘锅”属性，让他在每一次权力洗牌中，都能成为新君眼中“可用且无害”的人。

2. 能扛事：关键时刻，比武将还硬

冯道的官，不是靠溜须拍马得来的，而是靠实打实的“硬功绩”。

后唐长兴三年，他上书皇帝，请求刊印儒家《九经》。当时五代战乱，典籍损毁严重，读书人想找本书都难，他组织学者校勘、书法家书写，动用国子监力量刻版印刷，这项工程耗时22年，跨越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终于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官方大规模刊印儒家经典——“五代监本九经”。

这套书让濒临失传的儒家文化得以延续，后来宋朝的文化复兴，根基就源于此。单凭这一件事，冯道就足以被称为“文脉守护者”。

更硬核的是他出使契丹的经历。后晋时，契丹强盛，经常南下劫掠，石敬瑭想求和，却没人敢去契丹——塞外苦寒，契丹人又残暴，之前的使者要么被扣押，要么被杀害。

冯道主动请缨，出发前别人劝他“多带点财物，讨好契丹皇帝”，他却只带了几件换洗衣物。到了契丹，耶律德光想让他留下做契丹的官，他说“南朝为子，北朝为父，臣在哪都是臣子”，既不卑不亢，又给足了对方面子。

滞留契丹半年，他每天除了读书就是静坐，耶律德光赐他锦衣玉食，他推辞；赐他美女，他拒绝。最后耶律德光被他打动，不仅放他回国，还赠送了大量财物，为后晋争取了十年和平。

3. 低欲望：清廉到让君主都放心

五代官场腐败成风，武将抢地盘，文官贪钱财，冯道却活成了一股清流。

他身居高位，却“恶衣食，薄滋味”，穿粗布衣服，吃粗粮淡饭，所得俸禄大多用来救济亲友和同乡，自己家里“未尝营产业”。出使中山时，地方官送他金银珠宝，他一概拒收，徒步赶路，晚上就住最便宜的客栈。

父丧期间，他回乡守孝，恰逢荒年，他把自己的田地分给灾民，自己住在茅草棚里，和农夫一起下地干活，同吃同住。

在那个“当官就是为了发财”的时代，冯道的清廉，不仅赢得了百姓的爱戴，更让君主放下了戒心——一个不贪财、不好色、不恋权的人，对皇权没有威胁，这才是他最安全的“护身符”。

冯道最受诟病的，是他在《长乐老自叙》里，罗列自己历经四朝十帝的官爵，看似炫耀，实则是乱世中的“自证清白”。

但我们必须搞清楚一个前提：五代的“王朝”，根本不是正统意义上的朝代，而是军阀割据的临时政权。后梁朱温是黄巢降将，后唐李存勖是沙陀族人，后晋石敬瑭是契丹的“儿皇帝”，后汉刘知远是军阀，后周郭威是兵变夺权——这些君主，大多残暴嗜血，根本不值得“殉节”。

冯道的选择，是“以民为念”的务实：

- 后唐明宗时期，他反复诵读《伤田家诗》“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劝谏皇帝轻徭薄赋，让百姓休养生息，促成了后唐“年谷屡稔，兵革罕用”的小康局面；

- 契丹灭晋后，耶律德光想屠城，冯道当面质问：“天下百姓，皆陛下子民，为何要杀自己人？”一句话，救下了无数百姓；

- 每一次改朝换代，他做的第一件事，都是请求新君“减税、止杀、赈灾”。

欧阳修、司马光骂他“无廉耻”，是因为宋朝已经建立了稳定的秩序，需要“君为臣纲”的伦理来巩固统治，他们用和平年代的道德标准，去评判乱世的生存选择，本身就是一种偏见。

而明李贽却说：“冯道是孟子‘社稷为重，君为轻’的真正践行者”。在那个“人命如草芥”的时代，冯道放弃了“殉节”的虚名，用自己的权力，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百姓和文脉，这种“大忠”，远比忠于一姓一君的“小忠”更有价值。

冯道不是完美的圣人，他有自己的无奈和妥协，但在那个黑暗的乱世，他用一生证明：哪怕身处绝境，也能以隐忍和智慧，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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