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看古装剧都会犯嘀咕:那些靠背书考上状元的人,连基本算术都不一定会,怎么就能管水利、修工程、调粮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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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其实很简单,科举从来就不是为了选“会干活的人”,它选的是“听话、好用、立场稳定的人”。
在古代的权力体系里,真正值钱的不是技术,而是忠诚和秩序,懂技术的人,只要会干就行,不需要他们有地位,更不需要他们有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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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很反常的现象:赵州桥、都江堰、紫禁城这些顶级工程,全是世界级水准,但真正干活的人几乎不留名,领奖、写奏折、进史书的,永远是读经典的官员。
技术在那个体系里,被明确压在最底层,只能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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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不需要官员会造东西,只需要他们会管理、会服从、会维护秩序。
说白了,就是你可以聪明,但不能“想太多”。
那问题来了:既然官员不懂技术,国家怎么运转?答案是靠“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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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能一辈子干活,却没资格当官,你干得越好,就越被锁死在原地。
到了明清,这种分层更彻底:官是官,吏是吏,世世代代都别想翻身。
这套制度,本质上就是把技术能力和政治权力彻底切开,防止“懂事太多的人”进入决策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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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机器的每一次精密运转,背后都是这些人,但历史从不记他们的名字。
如果站在皇帝的角度看,这套设计非常理性,一个超大帝国,最怕的不是技术落后,而是思想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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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科的核心是怀疑、求证、推翻旧结论,而这恰恰是统治者最忌讳的东西。
一个天天追问“为什么”的人,迟早会问到“凭什么你当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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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儒家经典提供的是一套完整、封闭、稳定的价值体系,把上下尊卑,君臣父子都写死了。
通过科举,全国精英被统一训练成同一套思维方式,沟通成本低,叛乱风险也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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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怕效率不高,也足够安全,这套逻辑在很长时间里确实有效,但代价也很明显:一旦外部世界进入拼技术,拼工业的阶段,这种只重思想,不重能力的体系就彻底失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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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看,科举不考数理化,并不是疏忽,而是一场持续千年的“管理策略”。
问题只在于,这笔账在新时代里,终于算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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