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男子被判死刑时一脸微笑，向法官鞠躬致谢：我早想解脱了

一九九四年的深秋凌晨，六岁的马金库坐在炕角，借微弱灯光看着父亲挥拳殴打母亲，他的左眼被误伤，视线从此留下一抹轻微的斜度。那一夜的嚎哭与酒味，是他对“家”的最初记忆。

父母终究离散，判决书把他交给了酗酒成性的父亲。父亲很快再娶，继母冷漠又暴烈。饭菜常被扣留，冬夜打骂成常态。小小年纪，他学会了沉默，也学会在角落里保护自己。

六岁那年，父亲因伤人致死被执行死刑。马金库转到母亲身边，才第一次吃上热饭。可好景难久，母亲再婚，继父嫌这个有斜视且沉默寡言的孩子晦气，家中冷言冷语如影随形。马金库不吭声，成绩却总是年级前三，唯有课堂能让他短暂忘却家门口的争吵。

升入初中后，学费成为新的矛盾点。“要不你别念了吧，家里供不起。”继父随口一句，像锤子砸在男孩心上。十四岁那年，他收拾书包，对老师说：“我不读了。”那一刻，他把优等生的光环亲手摔碎。

退学后，互联网闯进他的世界。网吧的昏暗灯光、耳机里的枪声，成了麻木自己的良方。屏幕另一端，一个自称“小影”的女孩让他短暂尝到被理解的滋味。“有你在，我不怕。”他在键盘上敲下一行字。几个月后，女孩无声离线，好友列表里再没亮起她的头像。

孤独像湿冷的雾气，一层层包住他。二〇一一年春，他在北京一家小饭馆打杂，住工棚、吃剩菜，老板一句呵斥便要他跑上跑下。五月二十二日清晨，本想补觉的他被叫去卸车，心里那根名为“尊严”的弦骤然绷断。冲动之下，他往厨房粥桶里掺了安眠药，幻想众人昏睡、自己偷闲。

药效却只让同事头晕呕吐，未能成事。入夜，他刚合眼，又被老板儿媳推门而入：“还愣着？去照看孩子！”讽刺与咆哮交错，他的情绪彻底失控。一把用于劈柴的斧头，就在手边。数分钟后，院子只余血迹与死寂。

他拖着尸体到偏房，翻出几千元现金，当晚便离京返乡。路上，他给昔日网吧朋友发信息：“如果我不在了，记得把号送人。”之后，他本想用一根麻绳结束自己，但凌晨三点，警笛亮起，民警破门而入，逮捕了满手血迹的人。

审讯室里，他对警员说得最多的词是“无所谓”。检方指控他故意杀人、投放危险物质，案卷厚得惊人，却找不到一句认罪求情的文字。唯一的解释，是他那句低哑的喃喃：“活着太累。”

二〇一二年八月，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开庭。面对冷冰灯光和围观人群，他没有申辩，也不求轻判。宣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之前，法官问他是否还有话要说。他抬头，嘴角扬起：“感谢法官，我早想解脱了。”随即俯身鞠了一躬，声音平静得像无风的湖面。

旁听席窃窃私语，死者家属哭声难抑，记者按下快门。可无论镜头怎样捕捉，都找不到悔恨的泪痕。有人愤怒，骂他冷血；也有人疑惑：是什么把一个曾经的优等生逼到绝路？

审理材料给出一条线索：自幼家庭暴力、青春期缺乏监护、工作环境的剥夺感，共同浇灌出一颗麻木的心。法庭委托的精神鉴定报告显示，他长期轻度抑郁，并伴随中度社交恐惧，但并不足以减轻刑责。

二〇一三年，死刑裁定尘埃落定，暂予两年缓期。狱中，他少言寡语，日复一日做针线、缝足球，按部就班。倒也奇怪，监管记录里从未出现过他参与斗殴或争执的字眼，只留下一连串“表现良好”的批注。二〇一六年，法院依法律程序将其刑期减为无期。

监狱档案记载，他常在图书角借心理学书籍，偶尔还会向狱警请教写作。或许，他在用另一种方式为自己摸索答案。至于能否走出那片阴影，谁也无法预判，但他必须活着承担血债，这是对受害者也是对法律的最后尊重。

回到案发现场的那柄斧头，它原本只是柴房里的工具。工具没有善恶，握住它的人却饱含故事。家庭暴力的阴影、社会支持的裂缝、个人心理的崩溃，拼凑出了一场无法逆转的悲剧。试想一下，如果早年有人把他带去心理辅导，如果学校有足够的干预机制，如果社区能对高风险家庭有所察觉，也许走上法庭的就不是一个微笑致谢死刑的年轻人。

法律给了马金库应得的惩罚，却给旁听席上的人留下了沉甸甸的提问：当一个人在临终审判时说“我早想解脱”，这只是他的悲怆，还是社会的失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