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19岁啊，三个姐姐看着他病情恶化，谁都不愿捐肾，最后人走了

才19岁啊

我们村里有条河，夏天的时候，孩子们都喜欢去那儿玩。陈帆是那群孩子里游得最好的，一个猛子扎下去，能潜出老远。去年夏天他还跟我说，等今年河水暖了，要教我仰泳。

可今年河水暖了，陈帆却躺在县医院的病床上，再也游不动了。

我是听我妈说的，说陈帆得了尿毒症，要换肾。那时候我刚从外地打工回来，提着水果去他家看他。一进门我就愣住了——那个去年还能在河里像条鱼似的少年，现在瘦得脱了形，脸是青白色的，手上插着管子，看见我进来，努力想笑，嘴角却只是扯了扯。

“回来了？”他声音很轻，像风吹破纸。

我点点头，把水果放在桌上，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妈在旁边抹眼泪，他爸蹲在门口抽烟，一地烟头。

过了会儿，我走到院子里，看见陈帆他爸还蹲在那儿。我递了根烟过去，他接了，手抖得点不着火。我帮他点上，他狠狠吸了一口，烟雾里，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眼睛通红。

“医生说，最好亲属配型。他三个姐姐……”他没说下去，又吸了口烟。

我知道陈帆有三个姐姐。大姐陈芳，嫁到邻县去了；二姐陈萍，在城里打工；三姐陈莉，去年刚结婚。她们都比陈帆大不少，最小的三姐也比他大八岁。陈帆是老四，也是家里唯一的儿子，出生的时候，他爸在村里放了半个小时的鞭炮。

第一个回来的是三姐陈莉。她是骑着电动车回来的，车把上挂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斤苹果。她在医院待了不到一小时就出来了，站在病房外的走廊上，脸色苍白。

“医生说我肾有点小问题，不适合捐。”她对父母说，眼睛看着地面。

她妈抓着她的手：“莉啊，你再检查检查，万一……”

“妈，我也有家啊。”陈莉突然哭起来，“我刚结婚，要是捐了肾，以后怎么生孩子？王强他们家能答应吗？”

她妈的手松开了。

陈莉走的时候，塞给父亲两千块钱：“给帆帆买点好吃的。”然后骑着车走了，没回头。

第二个是大姐陈芳。她是坐大巴回来的，带着五岁的女儿。在医院，她一直抱着女儿，好像那样就能踏实点。配型结果出来，配上了，六个点里有四个能对上。

医生很高兴，说这已经很不错了，成功率很高。

陈芳听完，沉默了整整一晚上。第二天早上，她对父母说：“我得回去，妞妞要上学，她爸一个人弄不了。”

“芳啊，那是你亲弟弟……”她妈跪下了。

陈芳也跪下了，母女俩对着跪。“妈，我不是不愿意，可我有妞妞啊。捐了肾，我要是倒下，妞妞怎么办？她爸跑长途的，一个月在家待不了几天……”她哭得说不下去。

最后她还是走了，留下五千块钱。她妈没接，钱掉在地上。

那时候陈帆还能下床走走。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坐在医院楼下晒太阳，眯着眼睛看天。我坐他旁边，他说：“哥，我想吃冰棍。”

我跑去买了两根，他慢慢舔着，突然说：“其实我不怪她们。”

我没说话。

“大姐的女儿有哮喘，三天两头住院。二姐在城里给人当保姆，被辞了就没了收入。三姐……三姐婆婆本来就嫌她是农村的。”他舔了一口冰棍，“她们都有自己的难处。”

“可你是她们弟弟。”我说。

他笑了，那个笑容很苦：“弟弟重要，可她们的日子也得过啊。”

二姐陈萍是最后一个回来的。她从城里直接来的医院，拎着个旧背包，风尘仆仆。看见陈帆，她没哭，只是摸了摸他的头，说：“怎么瘦成这样了。”

配型结果要等三天。那三天，陈萍一直守在病房里，给陈帆擦身子，喂饭，按摩浮肿的腿。她话不多，但做事利索。陈帆精神好了些，有时候还能跟她开开玩笑。

结果出来那天，我们都去了。医生拿着报告，说配上了五个点，比大姐的还好。

陈萍坐在走廊的长椅上，低着头，很久没说话。她妈坐在她旁边，握着她一只手，手心都是汗。

“萍啊……”她妈声音抖得厉害。

陈萍抬起头，眼里全是血丝。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又张了张嘴，才说：“妈，我上个月查出来，怀孕了。”

她妈的手松开了。

“两个月了，我没敢说。”陈萍摸着自己的肚子，“要是捐了肾，这孩子就保不住了。医生说的。”

长椅的另一头，陈帆坐在轮椅上，静静听着。然后他转动轮椅，慢慢回了病房，关上了门。

陈萍走的时候，在病房门口站了很久，最后也没推门进去。她把背包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塞给母亲，一共三千七百块，有零有整。然后她走了，背影在走廊尽头晃了晃，差点摔倒。

那天之后，陈帆就不怎么说话了。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一看就是半天。我去看他，给他讲村里的事，说谁家娶媳妇了，谁家盖新房了，说河里的水又涨了，今年肯定有很多鱼。

他听着，偶尔“嗯”一声，眼睛还是看着天花板。

有一天我去得早，看见他正拿着手机看照片。我凑过去，是他和三个姐姐的合影。照片上他大概七八岁，被姐姐们围着，笑得见牙不见眼。大姐搂着他，二姐在给他擦汗，三姐在背后做鬼脸。

“这是我十岁生日拍的。”他说，手指摩挲着屏幕，“那天大姐给我买了蛋糕，二姐买了新衣服，三姐攒了零花钱，给我买了那个遥控汽车。”

他顿了顿，又说：“她们以前对我很好的。”

我说不出话，只觉得喉咙堵得慌。

陈帆的情况一天天恶化。医生说，再不换肾，就真的没机会了。他爸开始到处借钱，说要去大医院，说就算买也要买个肾。可哪有那么容易，等肾源的人排着长队，就是有钱也不一定等得到。

最后一次去看陈帆，他已经不太能认人了。我进去的时候，他看了我好久，才慢慢说：“哥，你来了。”

我坐下，握着他的手。他的手肿得厉害，皮肤薄得透明，能看见下面的血管。

“哥，”他声音很轻，我得凑近了才能听见，“你说，她们现在在干什么呢？”

我知道他问的是谁。我说：“大姐应该在接女儿放学，二姐可能在做饭，三姐……三姐也许在看电视。”

他笑了，那个笑容很浅：“那就好。”

然后他闭上眼睛，像是累了。我以为他睡着了，正要起身，听见他轻轻说：“其实我不疼，真的。”

那天晚上，陈帆走了。凌晨三点，医院打来电话，我们赶过去的时候，人已经没了。他爸妈扑在病床上哭，声音撕心裂肺的。我站在门口，看见陈帆静静躺着，像是睡着了，只是脸色白得吓人。

葬礼那天，三个姐姐都回来了。她们跪在灵堂前，哭得昏过去几次。大姐捶着自己的胸口，一遍遍喊“姐姐对不起你”；二姐哭到吐，被人扶着才能站起来；三姐抱着棺材不撒手，说“弟啊，姐姐不是人”。

村里人看着，没人说话。有老人摇头叹气，有女人抹眼泪，但没人去劝她们。她们就那样哭着，从早上哭到晚上，好像要把一辈子的眼泪都流干。

出殡的时候，得有人捧遗像。按规矩该是儿子，可陈帆没儿子，该是侄子，可他姐姐们的孩子都还小。最后他爸说，让他姐们来吧。

大姐捧着遗像，二姐抱着骨灰盒，三姐拎着引魂灯。她们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面，脚步虚浮，像踩在棉花上。路很长，从村里走到后山，她们走了一路，哭了一路。

下葬的时候，大姐突然扑到墓穴边，抓起一把土，死死攥在手心，血从指缝渗出来，和着土，一起掉进坑里。

“姐欠你的，下辈子还，下辈子一定还……”她一遍遍说。

可人已经没了，还不还的，又有什么意义呢。

陈帆走后，他爸妈老得很快。他妈眼睛哭坏了，看东西模糊；他爸的背更驼了，整天坐在门口，望着村口的路发呆。

三个姐姐很少回来了。过年的时候，大姐回来过一次，在弟弟坟前跪了一下午。二姐寄钱回来，比往年多，但人没露面。三姐怀孕七个月时流产了，说是受了刺激，身体没养好。

有时候我去河边，会想起陈帆。想起他一个猛子扎进水里，然后从很远的地方冒出头，朝我挥手喊：“哥，你看我厉害不！”

他游得是真的好，像条鱼，自由自在的。

可再好的水性，也游不过命。

去年清明，我去给陈帆上坟，看见他坟前有新鲜的贡品，还有三束花，分别是百合、康乃馨和向日葵。我知道是他姐姐们来过了，她们没约在一起，各自来的，各自放的。

我点上香，看着墓碑上那张年轻的笑脸。他才十九岁，还没谈过恋爱，没出过远门，没吃过很多好吃的东西，没见过很多好看的风景。

他本该有很长的人生，可停在了这里。

风把香火吹得明明灭灭，我忽然想起陈帆最后说的那句话。

“其实我不疼，真的。”

也许他真的不疼了。疼的是活着的人，是那些在深夜里突然醒来，想起自己曾经有个弟弟，而自己没能救他的姐姐们；是那些在饭桌上总会多摆一副碗筷，然后又默默收起来的父母。

有些选择，一旦做了，就是一辈子的事。有些遗憾，一旦留下，就再也填不平了。

河里的水还在流，一年又一年。村里的孩子长大了，又有了新的孩子。陈帆的名字，渐渐很少有人提起了。只有他坟前的草，青了又黄，黄了又青。

而那条他曾经像鱼一样游过的河，依旧缓缓地、不知疲倦地，流向我不知道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