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派系何其多？山头林立派中有派，仅中央军内部就分为三大三小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清晨，蒙阴东南的孟良崮山腰硝烟密布。整编第七十四师团部里，副师长对张灵甫低声说：“李天霞还没动，咱得自己顶。”张灵甫冷笑一声：“他巴不得我完蛋。”短短一句话，道尽了国军内部潜流暗涌的派系心病，也为日后整个政权的溃败埋下注脚。

战火中的相互观望，并非偶然。自北伐完成到全面抗战，蒋介石一面高举“统一”大旗，一面又将“服从中央”当作筛子，把四散的旧军阀大浪淘沙似地纳入名为“中央军”的框架。表面看旗帜同一，实则血统参差：黄埔嫡系、依附中央的半嫡系以及名存实亡的地方武装，被同一顶帽徽压在一起，矛盾由此生根发芽。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军政部里挂帅的陈诚奉命推行“削枝壮干”。他的思路很直接：嫡系要扩容，杂牌得瘦身。粮饷、番号、军械，全部朝着黄埔背景的部队倾斜；湘、桂、晋、川等旧系，只能咽下苦果，被拱到正面最吃紧的阵地。于是，三大核心集团逐渐成形——

陈诚领衔的“土木系”，底子是第十八、第七十九等数军，五十万兵力加上军政部长的调兵权，说一言顶一百句；胡宗南坐镇西北，清一色黄埔一期到三期的心腹，军纪严但也最封闭；汤恩伯凭借士官班老乡班底扩军，锋芒一度逼人，却因战损和朝令夕改屡遭削弱。再往下，还有由俞济时、杜聿明、张治中三位系谱衍生出的“七十四”“第五”“五十二”三股小山头，彼此之间同门不同心，竞争大于协同。

一九四六年春的第四次大整编，是派系版图尘埃落定的分水岭。全军八十七个整编师（含军）里，中央军嫡系与半嫡系独占半壁江山，但这份数字上的辉煌掩不住内部的裂缝。蒋介石把“掺沙子”“打进去”“拉出来”的老把戏玩得炉火纯青：把嫡系插进杂牌师，把杂牌连拆进嫡系，把不听话的番号一夜抹掉。然而，这种硬拼凑出的统一指挥体系，一到枪响就原形毕露。

一九四七年羊山集失守，整编第六十六师全军覆没。救援的西北军刘汝明按兵不动，一句“电台联络中断”搪塞了所有问责。刹那间，前线督战的王敬久成了替罪羊，被撤职了事。不得不说，这类自毁长城的剧本后来在开封、济南、潍县乃至衡阳频频重演。

河南开封失守更像一幅荒诞活剧。李仲辛的整编六十六师高踞龙亭，坚拒刘茂恩率领的地方保安团入城，结果先友射友，再让解放军趁虚而入。四天城破，三万余守军尽墨，李仲辛殒命，刘茂恩换上便衣逃遁。外界看似惊诧，行内人却心照不宣——不是兵弱，而是心散。

战场大溃败并未促成自省，反而加剧相互拆台。东北方面，杜聿明苦撑局面，南京却临阵换将，让陈诚空降接盘。新帅上任首要任务竟是“换血”：非土木系的高级将领被轮番清洗，原本对内战心灰意冷的西北军、滇军将领更觉前途黯淡，协调指挥形同虚设。结果，廖耀湘、郑洞国两大兵团轰然覆灭，东北战场随之崩盘。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里，解放军主攻目标，八成都贴着“中央军”标签。胡宗南的西北防线此时已左支右绌；陈诚系统的黄维、邱清泉折戟东南；俞济时苦心经营的七十四系自孟良崮后气数已尽；汤恩伯在徐蚌大地上损耗至无力再战。等到老蒋宣布“引退”时，他赖以安身立命的嫡系集团所剩无几。

更要命的是，地方军阀趁机“做大做强”。桂系凭借门户之便，在两广再添数个军；川、滇诸军拥兵自重，观望局势。中央军派来“监国”的部队一脚踏入成都平原，反倒帮了当地军阀下定决心“另择道路”。一九五○年初，西南大局已非南京所能掌控，成都兵谏骤起，连胡宗南也只得仓皇西撤。

派系如藤蔓，缠住整支军队的脚步。将领们眼里有山头，无国家；枪口对的是敌人，更防着自己人。倘在纸上推演，百万兵力足以横扫任何内战对手；可真到要拼死相援，电话另一头往往只有一声寒暄：“兄弟，且再等等。”从羊山集到孟良崮，从开封到徐蚌，一次次“等等”把原本还有机会的战局拖成无可挽回的败局。

中央军内部“三大三小”派系的兴衰，是旧中国权力格局的缩影。它告诉后人：组织若无共同信念，再多军装也只是散沙；当山头大于国家，胜负其实早已写在命运的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