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亨杜月笙的后代现状如何？长女定居国外，门口高挂五星红旗

1968年仲夏，约旦首都安曼闷热得像一把厚棉被。午后两点，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在闹市区胡赛因大街的微风中轻轻晃动，吸引了不少行人侧目。“那儿有家中餐馆，老板娘是上海人。”当地人用阿拉伯语低声议论。从餐馆门口走出的女士，虽已年过五十，举手投足仍带几分旧上海的贵气，她正是杜月笙的长女杜美如。旗帜下，她抬头看了看天色，然后吩咐侍者：“茶叶要新换，客人最怕苦涩。”一句上海腔夹杂着英文的叮嘱，让旁人恍惚间仿佛听见了外滩旧时钟声。

时针拨回到1931年，上海滩金碧辉煌的夜里，杜月笙在大世界戏院包厢里与影星、银行家碰杯，那光景令人眩目。作为青帮三大亨之一，他掌控赌档、烟土以及法租界警务系统，权钱交织，呼风唤雨。然而盛世表象底下，暗潮已悄然汇聚。抗日烽火逼近，拥枪自保的旧式帮会终究挡不住时代巨浪。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日军飞机投下的炸弹震得法租界玻璃碎裂，杜公馆的水晶吊灯也随之晃动。那一天，杜月笙把家眷送上开往西南的专列，自己则在滩口望了望被炮火熏黑的外白渡桥。后来他到了重庆，陪同蒋介石设立“行动委员会”，筹措军需。为了支持抗战，他把大部分地产、金库账本留在上海，原本用来“养老百年”的银票再也取不出来。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杜月笙盼来的却不是悠闲晚年。此时的上海正被各路势力重新瓜分，他想带家人去法国躲清净，但国民政府出面索要十五万美元“护照费”。巨额费用让他顿生退意。随后，蒋介石邀他去台湾，他心知肚明：自己在“四一二”清党中血债累累，留在大陆难保性命，去台湾则要重新站队。犹豫再三，他选择了第三条路——远走英属香港。

1949年4月20日，解放军炮火即将横扫长江天险。凌晨四点，杜月笙在吴淞口登上荷兰籍商船“玛丽亚号”，同行的有四房太太、两位姨太以及十一名子女。密舱里升起柴油味，三等船舱的摇晃让不少孩子晕船呕吐，他却淡定地抽着雪茄。“忍一忍，过了这一关，咱们再想办法。”他轻声安慰，眼底却已没了昔日的张扬。

到港后，杜家暂住跑马地，随后迁入中环坚尼地台十八号。那是一幢维多利亚式三层洋楼，和之前在静安寺路的百间大宅相比，俨然缩影。更刺眼的，是账本上的数字——上海的库存取不回，重庆的银行账户被冻结，香港的开支却如走马灯。家族子女必须自己谋生，这在旧日上海“少爷小姐”耳中，无异于晴天霹雳。

1951年8月16日凌晨，杜月笙因哮喘急症病逝香港圣德肋撒医院，终年六十三岁。讣告贴在《工商日报》头版角落，落款只有简单两行“小女杜美如、杜美娟泣告”。葬礼从简，没有曾经的达官显贵，也没有青帮的刀马护送，只有稀稀拉拉的旧部在雨里撑伞送别。那一天，杜家人散如飞蓬，新的生计从此各安天命。

长子杜维善本在加州伯克利读书，父亲去世后留在旧金山做电气工程师。借着专业，他入职贝尔实验室，薪水稳当，却得从头学会排队、自己拎公文包。次子杜维藻转投纽约证券行，上世纪六十年代挣得一笔小钱，却在1973年石油危机中赔了个底朝天。老三杜维绍脾气火爆，被美国移民局以持枪斗殴为名驱逐出境，无奈辗转到巴西圣保罗开了一家五金铺，后又经营咖啡豆买卖，日落而息，生活平淡却自得。

三名落脚巴西的兄弟另有隐情。彼时蒋经国正在上海整肃金融市场，他们涉入“中央信托案”被点名，幸而提前离境。抵达南美后，华人社区资源有限，这几位前大亨之子不仅要学葡语，还得习惯炎热气候。有人打趣：“昔日海派公子，如今学会推小车补货。”他们也只是苦笑。

1960年，蒋介石为拉拢旧部，批准部分“功臣后代”来台任公职。杜维恂与杜维齐获准进入国民党高级幕僚体系，负责社会事务与情报联络，但两人始终未能爬到显赫位置。台湾经济起飞，他们在体制内安身，子女陆续留学欧美，杜氏血脉渐渐在异乡分流。

杜家唯一留在亚洲中东地区的，便是大女儿杜美如。她少时就读于上海圣玛利亚女校，法语、英文俱佳。1962年，她从台湾“考试院”外交人员培训班结业，随后被外派中东。到约旦后，她出人意料地和年长十余岁的国王侯赛因成为忘年之交。王宫宴会上，侯赛因对中国瓷器赞不绝口，杜美如借机推荐川菜，得了国王一句“美如是中华美味的使者”，自此在外交圈人气大涨。

1970年，她依照国王建议在安曼开办“上海楼”餐厅。首日试业，菜单只有清炒虾仁、红烧牛肉面、白斩鸡三道，却因地道口味座无虚席。为了招徕侨胞，她把餐厅外墙漆成淡粉，门面两侧挂京剧脸谱，最显眼的依旧是那面五星红旗。有人问她缘由，她端着紫砂壶，轻笑道：“旗子不能摘，它代表根。”十三个字，听者默然而敬。

1983年春天，新华社驻中东记者到店采访。谈起父亲留下的财富，她摊开双手：“那点钱早在战乱中化作烟尘，我像小鸟，飞过千山万水，只剩一身本事。”这一席话后来被刊登，海内外读者这才知晓，这位昔日风云人物的女儿早已把命运握在自己手里。她不唱青帮旧调，也不粉饰家族荣耀，只在每年国庆把国旗擦得一尘不染，让食客远在他乡仍能看见中国红。

除去杜美如，杜家尚有一位养女杜美娟。她少年时曾被送往英国读书，学成归来却发现家道中落，难以适应，最终与兄弟姐妹反目，在香港独自打拼。她改姓母姓，自办服装加工厂，从洋行批来面料再出口欧美。生意不错，可她对父亲却少有好话，自言“那是时代的牺牲品，也是罪人”。家族聚会时，她总选择缺席，直到杜月笙墓前重修的礼佛仪式，也未现身。

进入九十年代，全球华人资本迅速流动，杜家的美国与巴西子弟纷纷转投房地产、电子制造等行业。杜维嵩之子杜若晖在硅谷创办晶片设计公司，曾获英特尔投资青睐；杜维彰的孙辈则以法国护照在巴黎投资艺术画廊，对外自称“Dumas”以避家族色彩。这些新一代爱与恨的情绪淡了，谈及先人多半只是“爷爷辈的故事”，他们更在意股权结构和创业计划。

不过，也有人重回上海寻找根脉。2012年冬，杜家第五代子孙中的一位年轻建筑师，悄悄走访了早已改作商务楼的旧杜公馆遗址，拍照后离去。据门卫回忆，那年轻人离开时在门口徘徊良久，手机里放着《夜上海》。或许，这座城市的霓虹与黄浦江的雾，总能在血脉深处搅起记忆。

如今细数，杜月笙十一名子女遍布四大洲。美国的三房后人多已定居加州、德州，职业横跨医疗、法律、科技；巴西支系有人成了咖啡庄园主，也有人改姓加入当地商会；台湾分支因政治风云几经沉浮，现仍有人在政界担任顾问；约旦的杜美如则在2018年离世，享年九十，她的子女依旧经营“上海楼”，坚持每年国庆升旗的习惯。至于早早过世的八子杜维嵩，如今仅留下一张泛黄的毕业照锁在故居抽屉，诉说着英年陨落的无奈。

回望这支家族的迁徙轨迹，从黄浦江畔到维多利亚港，再到太平洋彼岸和南美平原，地图上被针脚般的航线串了起来。家道衰落并未将他们全部困死在旧梦里，更多后人选择接受新身份、学习新语言，自给自足。他们和任何普通侨民一样，为房贷奔波，为孩子教育焦虑；偶尔在深夜翻出泛黄老照片，才忆起那位顶着礼帽、吞云吐雾的父亲或祖父。

有人说，杜月笙若泉下有知，见子女不再锦衣玉食，定会悔恨当初没有带走更多财富。然而，也有人认为，他若看到子女各自谋生、守法度日，也许会会心一笑——这与他晚年“要为国家争气，靠自己站稳”的嘱托，并未相悖。至于那面在安曼街头猎猎作响的五星红旗，更像是一种隐秘的家族图腾，提醒后辈：时代潮流不可逆，落叶终究要认得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