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粮站来了个女劳改犯，我辞职下海那天，她拉着我：带我走

这事儿得从九三年说起，那个夏天热得邪乎，柏油路都晒软了，踩上去黏糊糊的。我叫刘建军，那会儿在县粮站当个管仓库的，算是份“铁饭碗”，日子一眼望得到头，饿不死，也撑不着。粮站后头是片荒着的晒谷场，再过去，就是高高的围墙和铁丝网——劳改农场的地界。我们和那边，井水不犯河水，平时只隐约听得见几声哨响，看见些穿灰蓝衣服的人影在地里晃动，像是另一个世界。

那天下午，太阳正毒，晒得粮仓的铁皮顶哐哐作响。王胖子，我们站长，趿拉着塑料凉鞋，手里甩着串钥匙，领了个人进来，往我跟前一指：“建军，这是新来的，暂时安顿在咱这儿帮把手。你看着安排点轻省活儿。”

我抬起头，就看见了“她”。

人很瘦，套着件洗得发白、明显不合身的灰蓝褂子，衬得人空荡荡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贴在头皮上，露出清晰的额角和脖颈。脸是菜色的，没什么血气，但眉眼生得周正，甚至可以说是清秀，只是那双眼睛，垂着，看着自己磨得发毛的解放鞋鞋尖，里头空茫茫的，像晒谷场尽头那片被日头蒸得发白的荒地。看着年纪，估摸比我大几岁？三十左右？说不准，那种境遇下的人，年龄都是模糊的。

“她叫……”王胖子翻了翻手里一张纸片，“哦，沈兰。老沈，这是刘建军同志，以后有啥事，听他的。”

沈兰这才极快地抬了下眼皮，看了我一眼，没什么情绪，又低下去，几不可闻地“嗯”了一声。那声音干涩，像是很久没好好说过话了。

王胖子交代完就走了。我有些尴尬，指了指墙角一堆扫帚簸箕：“那……沈……沈兰同志，你先帮着把这边扫扫吧。天热，累了就歇着。”

她点点头，默默走过去，拿起扫帚，一下，一下，扫得极其认真，角落里的陈年灰垢都不放过。脊背挺得笔直，却给人一种紧绷的、随时会折断的感觉。汗水很快浸湿了她后颈短短的头发茬，她也只是抬起胳膊，用袖子胡乱抹一下。

粮站里突然多了这么个人，起初大家都别扭，也好奇。几个老职工背地里嘀咕：“劳改农场过来的……犯了什么事？”“谁知道呢，看着挺老实一人。”“知人知面不知心呐。”风言风语，偶尔飘进耳朵。沈兰听见了，也只是背脊僵一下，头垂得更低，手里的活儿不停。

我瞧着她那样，心里有点不是滋味。也说不上为什么，可能就是觉得，一个人落到这步田地，背后总有点说不出的苦楚。我尽量不去指派重活，有时候仓库里清点，我一个人忙得过来，就让她在门口坐着看看。她也不坐，就站着，眼睛望着远处铁丝网的方向，一动不动，像个没有魂儿的木偶。

慢慢熟了点儿，话还是极少。我给她水喝，她接过，小声说“谢谢刘同志”。我让她饭点去食堂打饭，别等晚了没菜，她点头，但总是等人都散了，才拿着自己的铝饭盒，默默去打一点剩下的菜汤和馒头。

有一次，仓库里逮住只偷吃的老鼠，我骂骂咧咧地追打。一直沉默的沈兰突然轻声说了句：“用夹子……在墙角放点油饵，它晚上准来。”我诧异地看着她。她说完，大概意识到自己多嘴了，又紧紧闭上了嘴，脸上掠过一丝慌乱。那是她第一次主动跟我说话，说的却是怎么抓老鼠。

后来我发现，沈兰手巧。仓库里有破了的麻袋，她找来针线，缝补得密密实实，比新的还牢靠。晒谷场边上有几棵半死不活的野月季，她不知怎么弄的，有空就去拔拔草，浇点水，到了秋天，居然开出了几朵瘦伶伶的花，给那片灰扑扑的地方添了点说不出的颜色。

我开始觉得，她不像是个“坏人”。有回下大雨，电闪雷鸣，仓库屋顶有点漏。我去检查，看见沈兰缩在避风的角落，脸色煞白，捂着耳朵，浑身发抖。那不是一个成年人在怕打雷，那是一种被巨大的恐惧攫住的、近乎崩溃的状态。我没敢多问，悄悄退开了。心里那点疑云，却更重了。

时间就这么不咸不淡地流过。粮站的活儿枯燥，外面的世界却在翻天覆地。南下经商、停薪留职、下海捞金……这些词像夏天的热风，一阵阵刮进我们这个闭塞的小县城。我身边也有胆大的朋友辞了职，跑去深圳、海南，回来说得天花乱坠。我那颗年轻的心，也跟着躁动起来。守着这清汤寡水的“铁饭碗”，眼看父母老去，家里光景一般，将来怎么办？和当时谈着的对象，也因着这“没前途”的工作，吵了好几回。

犹豫，反复掂量。跟家里说，父亲把筷子一摔：“胡闹！粮站的工作多少人眼红？下海？海是那么好下的？淹不死你！”母亲唉声叹气。对象那边，更是冷言冷语。

那段时间，我心神不宁，抽烟抽得厉害。常在粮站后头的晒谷场边上蹲着，一根接一根。沈兰有时在不远处安静地干着活，或是看着那几株月季发呆。我们很少交谈，却似乎形成了一种奇怪的默契，共享着这片空旷地带的沉默。

终于，我下了决心。瞒着家里，偷偷把辞职报告写好了，揣在兜里，像揣着一块烫红的炭。那天下午，我去粮站办最后的手续，心里乱糟糟的，对未来充满莫名的恐慌，又有一种破釜沉舟的兴奋。王胖子象征性地挽留了两句，大概也看出我去意已决，摇摇头给我盖了章。

走出那间熟悉的、充满陈年谷壳味道的办公室，我觉得脚步有些飘。经过后院时，看见沈兰正蹲在月季丛边，手里捏着几片枯叶。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更显得单薄。

我本该直接走掉的。可鬼使神差地，我停下了，朝她那边看了一眼。心想，这一走，恐怕这辈子都不会再见了。这个像影子一样，在我的生活边缘存在了两年的女人。

就在这时，沈兰突然站了起来，转向我。她好像一直在用余光注意着我。夕阳的光晕照在她脸上，那张总是没什么表情的脸上，此刻有一种极复杂的情绪在涌动，挣扎，最终冲破了那道沉默的堤坝。

她朝我走过来，脚步很快，很急，几步就到了我跟前。我闻到她身上淡淡的、皂角混合着干草的味道。

她抬起头，那双总是低垂、空茫的眼睛，此刻紧紧盯着我，里面有种让我心惊的东西——是哀求，是孤注一掷，是沉溺之人看到唯一一根浮木的亮光。

她开口了，声音因为急切和紧张而干哑、颤抖，却异常清晰，每个字都像用尽了她全身的力气：

“刘同志……听说，你要走？要离开这儿？”

我愣愣地点了下头。

她的呼吸急促起来，胸脯起伏着，那双粗糙的、带着细小伤口的手，无意识地绞着衣角。然后，她猛地伸出手，不是拉我，而是虚虚地、却充满力量地拦在我面前，仿佛怕我下一秒就会消失。

“带我走。”

她几乎是咬着牙，吐出这三个字。不是商量，不是询问，是一个走投无路之人，压上一切的、绝望的恳求。

我彻底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带……带你走？沈兰同志，你……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你是农场那边的人，我……”

“我不是坏人！”她急切地打断我，声音陡然提高，又猛地压低，眼里瞬间蓄满了泪，却倔强地不肯掉下来，“我真的不是！我是冤枉的！我不能再回去了……那里……那里不是人待的地方！”

她语无伦次，眼泪终于滚落，划过她消瘦的脸颊。“我能干活，什么活都能干！吃得少，不要工钱……只要离开这儿，去哪儿都行！求求你了，刘同志，你是个好人，我看得出来……带我走，救救我……”

她瑟缩着，像是怕极了什么，目光惊恐地扫过农场围墙的方向。那种恐惧，是如此真实，如此彻骨，让我所有关于她“犯了什么事”的猜疑，瞬间动摇了。

我站在原地，手里攥着刚刚办完的离职手续，兜里是仅有的几百块路费和一点可怜的积蓄。前路茫茫，自身难保。我只是个挣扎着想改变命运的小人物，何德何能，又能把一个有“身份”的女人带去哪里？怎么带？被发现会是什么后果？

理性在尖叫着拒绝。

可是，看着她那破碎的、充满哀求的眼睛，看着这个两年来沉默如石、此刻却在我面前崩塌哭泣的女人，我忽然想起了自己。想起了决定辞职前那些辗转反侧的夜，那种对窒息生活的恐惧，对未知命运的惶惑，以及内心深处那一点点不甘心。我们是不一样的，境遇天差地别，但在某种层面上，我们是不是都在挣扎，都想逃离？

那一刻，阳光斜照，晒谷场上尘土微扬。远处传来农场的收工哨声，悠长而冰冷。

我张了张嘴，喉咙发干。风把她短短的发丝吹到满是泪痕的脸上。

带我走。

那三个字，像烧红的钉子，楔进了我二十四岁的人生。

后记：我没有立刻答应她，也没法立刻带她走。那太不现实，风险太大。但我也没有转身离开。我告诉她，我需要时间，我需要想办法。我推迟了南下的行程，开始偷偷打听她的事。过程曲折，像在黑暗里摸索。后来才知道，她卷入的是桩糊涂官司，吃了不少苦。再后来，政策有些松动，加上一些机缘和运气，我总算帮她澄清了一些事情，身份不再是个问题。很多年过去了，我们一起经历了南下的风浪，从摆地摊开始，吃过无数苦。她始终是我最沉默也最坚韧的伙伴。我们从未谈及爱情，更像是在绝境中意外携手的亲人。那几株瘦弱的月季，她后来在我们第一个租住的小院墙角又种下了，年年开得灿烂。每当生活又给我们当头一棒，我总会想起九三年那个滚烫的黄昏，她眼里决堤的泪水，和那三个重逾千斤的字——“带我走”。那是一个人对命运最卑微也最勇敢的反抗。而我，只是恰好，在那一刻，心软了一下，听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