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特务刺杀陈毅未果，事后躲在医院当护士，因为1个细节身份败露

1949年11月12日凌晨，上海法租界一条幽暗的小巷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刺骨的寒风吹得门牌叮当作响。一名高挑女子裹着呢子大衣，手套里握着一支改装手枪，她就是国民党军统潜伏人员劳有花。此刻，她正赶往与上线接头的地点——任务只有一句话：除掉陈毅。

陈毅当时任上海市长，身边警卫森严。毛人凤却坚信“敌人越强，出其不意越有效”，因此把屡建小功的劳有花留在大陆，嘱咐她伺机下手。接头暗号已约定好，可没想到，上线李全德刚踏上码头，就被华东局情报部门侦悉行踪，于11月下旬落网。劳有花听到风声，当夜便烧掉密电本，搭火车北上。同行旅客只记得她在车窗前喃喃一句：“上海，我与你无缘了。”从此踪影全无。

劳有花1923年生于山东胶州一个地主家庭，十来岁便在私塾背《诗经》。1937年日军攻入南京，十四岁的她跟随南京教会护士学院转进重庆。父母却因家乡遭焚而离世，这个噩耗让她彻夜无眠。悲恸、愤怒、茫然混杂在一起，在军统宣传员的灯影与铅印传单里发酵，她相信只有报效国民党才能“血债血偿”。1940年，她在四川北碚签下入伍志愿表，正式成为军统外围成员。

受训期间，爆破课每周两晚，枪械课每周三晚。她的护照级照片被反复贴在射击靶旁提醒“保持眼神”，不用半年，射击成绩已跻身前三。讲授色彩心理学的教官曾评价：“她的眼尾一挑，就足以让多数人失去警觉。”也正因这份“天赋”，组织把她投向一线。

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劳有花数次混入解放区搜集兵站情报，但每次都险象环生。1946年3月戴笠坠机，军统喘息未定即遭整编，毛人凤接管。新上司对她的能力存有戒心，却也知道这类女特务“不易替换”，遂留作暗棋。1949年夏，国民党高层决定战略收缩，毛人凤当面交令：“别人走，你留下。必要的时候，做一颗引信。”劳有花表面领命，心里却掠过一丝慌乱。

上海突击未成，她逃回山东胶州老宅，发现青瓦故园已被战火和新政权的土地改革改变，昔日佃户当上了村干部，而她的地主身份成了讳莫如深的过去。为躲耳目，她投奔在济南当小学教师的妹妹，改口称“刘有花”，随手把老身份证埋进院角。1950年春，妹妹介绍她进济南第三棉纱厂医务室当护士，工资不高，却足够遮掩。

棉纱厂工人多，外地口音杂，没人深究她的来历。一袭白大褂、一张体温表，日子似乎平静下来。她小心翼翼，连写信都用左手签名。渐渐地，警惕心理被流水般的班次磨薄，尤其1956年后济南街头常贴“积极分子评选”海报，她心里生出“跟着走”念头。机缘凑巧，厂党支部扩招预备党员，工长一句“劳医生笔头不错，推荐她”的评价，让封存八年的暗线再次晃动。

1957年12月的一天，车间里议论入党名额，扩音喇叭播放着《解放军进行曲》，劳有花走近工人时，笑意淡淡。有人半开玩笑：“你这么积极，表肯定写得漂亮！”她只是点头。其实，这份表格正是她最害怕的东西——所有栏目都要填写，从籍贯、家庭成员到学习经历，一项也不能空。她提醒自己：谎言要连贯。

可漏洞还是出现了。1958年1月，组织要求候选人补交一张1949年前的学历证明。她翻遍纸箱，只找到护士学院的结业证，上面印章仍是民国年号。她想涂改又怕穿帮，只好照原件复印。材料递交后，市委组织部档案员黄赤波不经意瞥见那枚陈旧的“中华民国卅五年”钢印，猛然联想到八年前侦办的“李全德案”。当年卷宗里记着一行字：“女性嫌疑人，可能持民国护士证件，户籍山东胶州。”

黄赤波立即赶赴棉纱厂审查。劳有花正在医务室配药，看到他胸前的公安标识，手一抖，玻璃瓶滑落。黄赤波开口：“劳同志，请配合调查。”短短一句，把她八年的隐忍击溃。回到局里，她没有顽抗，只说了一句：“我知道这一天终要来。”随后在供词里交代了受训、潜伏、刺杀计划经过，对同案人员也未加遮掩。

1958年4月，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惩治反革命条例》判处劳有花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宣判那天，她神情平静，唯独在走出法庭时停步三秒，看了看天空。据记录，行刑前她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输在自己那张表格上，也输在时代更迭上。”

行刑通知送到棉纱厂，许多工人这才恍然大悟：常给人测血压、笑容温和的女医生竟背负如此经历。有人叹息，有人愕然，但工厂的机器依旧轰鸣，没有因她的离去慢半秒。历史往往如此，有人悄然登场，又匆匆谢幕，留下的只是档案馆里一纸笔录和一行批注：“身份败露之关键——旧版学历钢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