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朱棣两父子毁了海运

唐朝时期大唐与外国的海上贸易已经非常发达，泉州、广州等地有大量蹈海而来的阿拉伯人聚居。

到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时期，南宋为了防备金军从海上而来的进攻，从长江口到雷州半岛都广设水师。水师是一个吞金兽，为了能够支撑这些水师，南宋大规模发展海上贸易。海上贸易不但为南宋赚取了大量的金钱，也源源不断地为南宋提供了造船所需的巨木。

毫无疑问，南宋能够偏安百年，海上贸易带来的物资和财富是其重要的支撑。

元朝的缔造者元世祖忽必烈将北京定为了帝国的首都，北京作为全国政治种姓的地位就此确立下来一直到今天。

自从唐朝安史之乱后，中国的经济中心便转移到了江南地区。所以在北方建都虽然有利于对全国的统治——防御对中原王朝最大的威胁北方草原民族，便于监视北方拥有骑兵的权臣等等，但是北方的粮食产量不足以养活一个聚集百万人口的大都市。

所以大一统王朝要在北方定都，就必须得建立将南方的粮食运送到北方的渠道。

古代从南方向北方大规模调粮，最节省人力财力物力的方法就是水运。

北京比起长安、洛阳、汴梁最大的优势，就是其邻近海岸，因此向它输粮除了漕运外还能进行海运。当年忽必烈之所以决定在北京营造帝国首都，海运无疑是其重要的一个考量。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元世祖忽必烈下旨试行海运，结果大获成功，于是元朝就此开始以海运为主从南方输送漕粮到北方。

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为了对海运进行管理，忽必烈下旨合并海运四府为都漕运府，就此元朝形成了完备的海运体系。

但是忽必烈并没有就此满足，他继续推动对海运的完善。在他驾崩前一年的至元三十年（公元1293年），经过多年摸索后人们终于掌握了黄海洋流的规律。就此从长江口驶出的船只都继续向东深入大海，在那里乘上洋流后再扬帆向北顺流抵达威海成山岛，然后再从该岛向西航向天津大沽口。

“自浙西至京师，不过旬日而已”。

这条航道的发现，使得中国南北方经济交往更加便捷，祖国各地的联系变得更加紧密。江南地区在全国的经济优势也更为牢固，松江府就此成为了东南沿海的经济中心，也奠定了今日北京、上海的地位。

时至今日，从江浙北上的船只依旧遵循着近千年前元朝帆船的航迹。

海运比漕运节约四分之一的运输时间，节约运输时间使得漕粮虫害损耗大大降低，而且运输费用至少便宜一半以上。所以忽必烈虽新挖掘了京杭大运河（这条运河跟杨广没任何关系），整个元朝时期漕运就只是一个辅助，海运才是主力。

也正是凭借着海运来的江南粮食和财富，元军才能击败北伐的红巾军，元顺帝得以晚了十年才逃遁回草原。

随着明代元而立，大一统中原王朝的首都首次被定在了南方。

首都地理位置的变化，使得明朝缔造者朱元璋对于海运不感冒，更主要的是朱元璋对于外贸极其反感。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离明朝统治核心应天（今南京）最近的一个市舶司，位于今苏州太仓市黄渡镇的市舶司禁止民间商船入港。

明政府下令：‘凡番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同封籍其数，送赴京师’。

黄渡镇市舶司的关闭，是明太祖一系列闭关措施的序幕。

洪武七年（公元1374年），自唐朝便作为民间对外贸易港口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地的市舶司，先后都禁止民间商船入港。

“若奸豪势要及军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其打造前项海船，卖与夷人图利者，比照将应禁军器下海者，因而走泄军情律，为首者处斩，为从者发边充军。”

不仅仅是禁止商船入港，朱元璋更是下旨昭告天下禁止民间造海船。

在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正式颁布了酝酿已久的禁海令——片板不得下海，并且同时禁止民间购买外国商品，禁止日本入贡不准其船入港。

这一禁令使得繁荣了几百年的海上贸易在表面上瞬间清零，对东南沿海港口城市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冲击。

东南一些家族自唐朝时期就一直从事海运业，朱元璋的这个禁令就是断了他们的生路。所以这些家族浮舟出海在沿海岛屿上定居下来，他们就此成为了见不得光的走私犯。这些家族蛰伏海岛上继续从事海上贸易，他们不断积累实力，后世最终以‘倭寇’之名向明王朝发起了冲击。

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明初四大案之一的郭桓案爆发！

朱元璋借郭桓案将国内商贾几乎一扫而空，随后下旨规定工商业一概由指定皇商把持，明朝的工商业进入了一个国家全面掌控的时期；同时还禁绝栈税（营业税）不准民间开商铺（到了明宣宗时方才恢复），规定任何民间人士不得私自从事工商。

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朱元璋再次发布“禁外藩交通令”，禁止各地海港接纳外国商船停靠。

洪武二十七年（公元1394年），朱元璋为彻底取缔海外贸易，又颁布禁止民间使用及买卖舶来的番香、番货等的禁令。

明政府明确规定：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现有者限以三月销尽。

直到朱元璋去世前一年的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明政府还发布政令，重申禁止明朝人下海通番。

朱元璋以倭患为由实施了禁海令，其后日本幕府按照他的要求禁止武士出海，这使得倭患问题得以解决。但是倭患解除后朱元璋依旧顽固地拒绝废除禁海令，这个开局一个碗的乞丐皇帝其一生孜孜不倦地在维护禁海令。

然而朱元璋究竟为何对禁海如此执着，却并无权威资料能给出解释。所以颁布禁海令且一直极力维持，成为了这位传奇皇帝执政生涯的一个谜。

朱元璋的举措沉重打击了中国东南的海运事业，使得中国沿海的造船业陷入到萧条之中。

不过朱元璋虽关上了海上贸易的大门，却还为海运留了一扇窗——辽东运补。

辽东与华北相接的辽西走廊由于临海，其要么是天寒时被冰雪覆盖举步维艰，要么是炎热时烂泥陷足寸步难行，所以驻守辽东军队的补给都是依赖的海运。

也正是由于海运渠道的存在，遂有了明末的辽西防线，将清军入关的脚步拖住了二十载。

由于北方的军需，这使得北方海运在朱元璋时期依旧繁荣，但是朱元璋那个叛乱上位的儿子朱棣，随后又给了本就衰弱不堪的明朝海运狠狠一击。

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紫禁城开始营造，明帝国首都北迁正式提上日程。

为了营造新的都城，朱棣对已经湮没的元朝京杭大运河进行了重挖，并逐步以大运河漕运替代海运。

不知朱棣出于什么考虑，营造北京城的木石大多都走新开挖的京杭运河。这其中担任重要转运职责的山东徭役特别繁重，当地民众在艰苦繁重的劳役中不断倒毙。

由于不堪重负，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山东当地的造反专业户白莲教揭竿而起，明朝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农民起义——唐赛儿起义爆发。

唐赛儿起义已然证明了京杭大运河的脆弱性，但是这并不能推翻朱棣之前的决定——永乐初海运七十万石至北京，至十三年（公元1415年），会通河通利，始罢海运。

为什么元朝已经证明了海运的快捷、高效、节约，确确实实比漕运多快好省，朱棣却顽固地要禁海运？

清朝不敢开海运，是因为京杭大运河是百万漕工衣食所寄，可是朱棣那会还没有这个问题啊。

搞不懂啊，搞不懂啊。

朱元璋、朱棣父子两代人，两个让人看不懂的操作，对原本欣欣向荣地海上贸易和海运事业造成了极其沉重地冲击。而且好死不死的是，不久后西方的大航海时代便到来了，西方科技进入了高速发展期。

我们的科技逐渐落后于西方，正是从明朝初年海禁时期开始的。

明朝关上了大门后还自嗨，外贸被裹上了一层名为封贡的皮囊，成为了朱棣这个篡位者安慰自己是天下认同的共主的迷幻剂。封贡制度下畸形的外贸形式导致明朝财政大出血不说，其后的土木堡之战、俺答封贡、努尔哈赤叛乱，无不都与封贡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因果关联。

实施封贡后的百余年间，明朝的外贸一直入超，大量金银流往海外。为了能不断从国外购买奢侈品供自己享受，明朝皇帝在国内的深山大泽中到处开矿找金银，弄得是民怨沸腾，矿工起义成为了贯穿其后整个明朝历史的溃疡。

所谓的明朝末年资本主义萌芽，不过是嘉靖末年广州重新开港，使得明朝外贸得以逐渐恢复，其水平也只是部分恢复到了前朝时期罢了。

朱元璋、朱棣两人史称英主，但是他们的经济政策实在是令人摇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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