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能否称得上千古一帝？意大利传教士的书，揭露他荒淫的另一面

大家伙儿可能觉得，传教士来中国，那就是纯粹的信仰驱动，为了上帝的荣光，对吧？这话对，也不全对。咱们得把格局打开，站在当时欧洲的视角看。

那时候欧洲正闹腾呢，新教强势崛起，把传统天主教的地盘抢得七零八落。咱们用现在的商业逻辑来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是一个老牌的垄断巨头，突然面临一家极具狼性的创业公司的疯狂进攻，市场份额眼瞅着就要保不住了。

怎么办？出海！耶稣会这帮人，就是那时候天主教派出的“海外拓展部”。他们来东方，去美洲，甚至深入奥斯曼土耳其，那是要在全球范围内争夺“灵魂市场”，以此来对冲在欧洲本土的损失。

所以你理解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为什么当年的传教士那么拼。他们写的游记、寄回欧洲的信件，那不仅仅是日记，是为了向教廷和欧洲的金主们展示：你看，我们在遥远的东方干得热火朝天。

这帮传教士，特别是汤若望、南怀仁这一支，后来压根就不想进入外朝的官僚体系。他们宁愿虽然没有显赫的官衔，但享受着内务府的供奉，拿着皇帝发的私房钱，安安心心做个技术专家。

这种“双轨制”下的生存策略，展现了西方人惊人的适应能力。他们比很多汉人儒生更早地看懂了清朝政治的内核——只要跟对了老板，比拥有什么职位都重要。

这事儿的起因是著名的“礼仪之争”。简单说，就是信了天主教能不能拜孔子、拜祖先？耶稣会这帮“老油条”特别懂中国国情，他们说：这拜孔子是搞尊师重道，没宗教含义，能拜！

但后来的一帮强硬派不干了，非说这是偶像崇拜，必须禁止。

这两拨人在欧洲吵得不可开交，最后惊动了教皇。教皇派了个特使多罗来中国，要跟康熙摊牌。

康熙的态度是：我知道你们教规严，我也没逼着你们信佛信道，你们既然来了中国，入乡随俗搞个变通不行吗？咱们互相给个面子。甚至教皇派来的特使，康熙都是用内务府的规格接待，那是把他们当“客人”甚至“自家人”看的。

康熙为了跟教皇解释清楚：“你看，我们拜孔子不是你想的那样”，专门派了两组信任的传教士回欧洲去游说。结果呢？这两组人一去不复返，音讯全无。反倒是教皇的禁令，通过各种小道消息先传到了中国。

这时候康熙火了。他的愤怒不在于教义本身，而在于一种被无视的政治羞辱。我是大清皇帝，我派出去的钦差大臣，怎么在你们欧洲就给扣了？连个回执都没有？你们还想不想过了？

于是，1716年，康熙搞了个大手笔。他印了那张著名的“红票”，像发传单一样发给所有来华的商船、洋人，让他们带回欧洲。那上面的潜台词是：“我派去的人到底哪去了？教皇你给个说法！别跟我玩失踪！”

这张红票，看似是寻人启事，实则是康熙对教皇的一次政治施压。他在用这种公开的方式告诉欧洲：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搞什么鬼，不给我面子，咱们这买卖就没法做了。

把时间轴往后拉一百年，来到鸦片战争前夕。这时候的画风，彻底变了。如果说南怀仁是康熙的“宠臣”，那这个叫郭实猎的普鲁士人，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怪咖。

郭实猎这人，出身苦。普鲁士的一个裁缝家庭，死了亲妈，后妈对他不好，家里穷得叮当响。他当传教士，说白了，是为了阶级跃迁。早期的传教士队伍里，混杂着很多这种出身底层、没受过太好教育、甚至人格有点缺陷的冒险家。

郭实猎到了中国沿海，他的路子野到了极点。他发现正儿八经传教太难，咱们大清闭关锁国不让进啊。于是他干了一件让人目瞪口呆的事。

他留起了辫子，穿上了福建水手的粗布衣服，学了一口地道的闽南话。注意，是地道的闽南话，不是那是蹩脚的官话。

这哥们儿语言天赋极高，高到什么程度？他在福建、广东沿海活动时，当地的老百姓、甚至官员，都以为他是哪里来的假洋鬼子，或者是投靠了洋人的坏种，但很少有人怀疑他是纯种的普鲁士人。

有一次，英军攻打定海，定海总兵张朝发受了重伤。事后有御史弹劾，说开战前有“汉奸”上岸跟张朝发暗通款曲。后来查证，这个所谓的“汉奸”，就是郭实猎！

郭实猎不仅当翻译，他还给英国的鸦片贩子当顾问、当医生，甚至在英军占领定海期间当过短暂的地方行政长官。在咱们中国人的史书里，这人简直就是“阴谋家”的代名词。

在郭实猎之前，受耶稣会那些“美颜滤镜”的影响，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是充满崇拜的，觉得中国是“哲人王”统治的理想国。

但郭实猎回去后，他在欧洲到处演讲，马克思都去听过他的课。他把一个腐败、落后、愚昧、这就快要完蛋的满清帝国形象，血淋淋地展示给了欧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