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年摆水老头被举报是特务，判刑前高喊：我为党立功，陈赓可作证

1951年初春，南京的风里还带着些许寒意。玄武湖东岸，一位瘦削的卖茶老人蹲在路边，铜壶蒸汽呼呼上升。路人匆匆，很难有人看得出这白发老者曾在上海滩呼风唤雨，更没人想到，他的命运几天后会被一张匿名举报信彻底改写。

镇压反革命运动正在全国铺开。南京市公安局一月起组织旧特务、反动党团人员限期自首登记，短短一周就拥来四千多人。街谈巷议里，谁报了名、谁躲着没去，成了邻里间探头探脑的热门话题。卖茶水的鲍君甫始终没现身，他习惯低头忙碌，不愿被人识破来路。可流言比茶香散得更快，有人指着他的摊子悄声议论：那老头当年是“中统”大拿，坏事干尽。于是，一纸揭发送进公安局——“摆水者鲍君甫，实为国民党大特务”。

警方出手并不粗暴，出示逮捕证后领他去了看守所。简单审讯中，几位警员意外摸清一桩往事：此人曾任南京“感化院”副院长，履历确实不干净。案件顺势送往市法院，承办法官阅卷后倾向判以重刑。临到庭审定谳，鲍君甫忽然昂首大叫：“我不是特务，我为共产党干过大事！陈赓总司令可以证明！”这声疾呼在昏暗的审判厅里炸开，所有人面面相觑。谁敢轻易放过一个自称“贡献卓著”的被告？法官决定停庭，连夜致函远在云南的陈赓大将核实。

当局两度发电报，均被告知“收信人正在前线”。彼时的陈赓正率九兵团鏖战朝鲜铁原，弹雨如织，他却抽空在坑道里批复。1951年11月24日，南京市法院收到陈赓亲笔回函，信中白纸黑字：“鲍君甫确自1927年与我党有联络，贡献甚大。后二三年间与我接头屡次，此人对党有功。”八十八个字，冷冰冰的军邮信箋，却像一把钥匙，瞬间撬开了案件的另一扇门。

要理解这位茶壶老者的“功劳”，得把时间拨回到二十多年前的上海。1928年，上海法租界灯红酒绿，阴暗角落却潜伏杀机。刚上任的国民党调查科采访股总干事杨剑虹四处搜罗人才，拉拢好友鲍君甫入伙。鲍是中山人，早稻田大学毕业，日语流利，在“十里洋场”广交日本商贾、青帮头面人物，自带一张能打开各种门的“通行证”。调查科想利用他渗透左翼，鲍心知肚明，却另有算盘。

正是此时，中央特科的陈赓与他秘密接上了头。两人在霞飞路一间咖啡馆对面而坐，陈赓用化名“王庸”。彼时蒋介石已在南京布下密网，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周恩来正为人手发愁。陈赓开门见山：“你若肯帮忙，可为自己赢得一条活路，也能救许多同志。”鲍沉默片刻，低声回了一句：“只要做得成，我这条命就押上。”这句简短对话，后来写进中央特科案卷。

就这样，鲍君甫成为党在敌探系统的第一条“红色暗线”。明面上，他是国民党中央特派员；暗处，他的“杨登瀛办事处”却是中共情报网的节点。特科故意提供若真若假的材料让鲍上报，以博取蒋介石的信任；同时借鲍的壳子，红色交通站得以穿梭于租界与沪宁线。陈养山、连德生、张式沅等人与他单线接触，文件往来限定在手抄笔记，绝不留痕。租界巡捕房与中统眼里的“能人”，其实在为共产党跑腿。

有意思的是，鲍的“辉煌战绩”往往靠共产党搭台——假机构、过期暗号、甚至故意设下的“秘密会议”地点，全部是迷惑国民党高层的烟幕弹。中统刚刚收档，鲍的情报已送至南京，并加盖“机密”字样。徐恩曾高兴得连连拍桌：“此人可用！”殊不知，这股子效率源自对手的“直通车”。

1931年春，顾顺章叛变。特科多条内线暴露，上海风声鹤唳。陈赓冒险通知鲍速撤，不料鲍自恃“后台”硬，坚持留下。四月底，他在家中被逮捕。国民党先是诱以高官后以酷刑，试图挖出中共地下网无果，只拿到些模糊片段。半年后，张道藩出面保释，鲍以“立功无数”之名，被安插到南京反省院，成为表面风光的官员，暗中却与特科彻底失联。

抗战、内战接踵而至，鲍的身影逐渐淡出视线。1949年南京易帜，他退出官场，靠卖茶水糊口。“新的世道来了，我这把骨头也该安生。”他对邻居说，接着在玄武湖畔支起热水摊。可时代浪潮并不打算放过他。

1951年7月，陈赓的回信送到法院。审判长又调阅了陈养山、刘鼎、李克农等人的证词，串起鲍三十年隐秘生涯，才知此案牵出一段惊险暗战。最终，重刑判决被撤销，改为一年管制。消息传出，坊间议论哗然：原来“摆水翁”曾救过任弼时、关向应，难怪陈赓开口作保。

管制期满，鲍君甫仍回不到昔日的“十里洋场”，他租住在随园，一日三餐勉强自给。陈赓数次赴南京前线督训，顺道推门探望，留下一句：“有什么难处，写信给我。”这一幕常被街坊们低声议论：原来大将军也认这老先生。

1969年12月，风雪夜里，鲍君甫油尽灯枯。他拉着孩子的手，沙哑地嘱咐：“我不是内奸，也不是特务，我是谁，周公馆最清楚。”说完缓缓阖眼，享年七十六岁。遗物中除了一把用旧的紫铜茶壶，只剩一迭发黄的剪报和那封陈赓的手书。街坊们终于明白，为何那壶沸水里，总飘出不同寻常的旧时代硝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