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忠良水丘昭券满门惨死，真凶非小人，乃庸君钱弘倧

水丘昭券的死，是吴越国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

他身为忠良，满门被灭，女儿惨死眼前，自己拼尽最后一丝气力也未能报仇，最终死不瞑目。世人多叹他死于小人何承训之手，恨胡进思发动兵变，可拨开层层迷雾细看，真正将这位忠义之士推入绝境的，是吴越留后钱弘倧。

这场政变里，何承训是操刀的刽子手，胡进思是掀局的发难者，而钱弘倧，才是那个亲手埋下祸根、推波助澜的罪魁祸首。

胡进思本无谋反之心，这一点，钱弘佐的临终安排早已道明。钱弘佐崩逝前，早已看清朝局，为制衡胡进思，他定下计策：剥其內牙兵权交予钱弘俊，再用水丘昭券从中牵制，如此层层相扣，本可保朝局安稳。

他亦曾直言告诫钱弘倧，水丘昭券、元德昭皆是可用之臣，需听其言、用其谋。

就连后来的吴越王钱弘俶，也再三劝谏，胡进思虽跋扈专权，却始终未有叛上作乱的实迹，只需稍加安抚，给足体面，便可相安无事。

可钱弘倧偏是个听不进忠言的庸君。

他明知何承训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前有程昭悦乱政的前车之鉴，却依旧对其言听计从，将一众托孤大臣抛之脑后。他执意要在中秋宴设伏除掉胡进思，故意激怒这位三朝元老，又行事不密，让胡进思察觉端倪，硬生生将君臣矛盾推至顶峰。

更可笑的是，他竟让何承训去当面质问胡进思 “吾对你已有杀心，你待如何”，这般操作，无异于要杀人前先递上一把刀，让对方早做准备。用一个贪生怕死的小人去试探手握重兵的老将，不是愚蠢，又是什么？

兵变爆发后，钱弘倧的优柔寡断与毫无担当，更是直接将水丘昭券送上了绝路。

胡璟领兵守在宫门外，他本可暂且认命，却偏要让黄巍私下去给水丘昭券送信，妄图借忠良之力翻盘。此举不仅在诸军眼皮底下暴露了后手，更让胡进思将水丘昭券视作眼中钉、肉中刺，成了非杀不可的人。黄巍受刑至死都未出卖水丘昭券，可钱弘倧却因畏惧胡璟，轻易暴露了这位忠臣，最终酿成满门惨死的悲剧。

水丘昭券的忠义，在吴越朝堂上是公认的。

他为人正直，心怀家国，就连对手胡进思，也对其多有赞赏。他一生所求，不过是辅佐君王，安定吴越，让这片土地远离战乱。这样的君子，本可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亦可寿终正寝，名留青史，哪怕是劳累过度病逝，也算是尽了自己的本分，实现了心中的理想。可他偏偏死在一场毫无意义的内斗中，死在本可避免的政变里，这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对忠君爱国之人最大的侮辱。

反观这场政变的另一核心人物钱弘俶，其与钱弘倧的差距，便是水丘昭券之死的另一重注脚。钱弘俶敢当殿诛杀何承训，并非只是一时意气，而是他看清了朝局，握准了人心。

何承训带着水丘昭券的头颅进殿邀功，自以为立下大功，却不知朝中多是感念水丘昭券的忠义之士，他的所作所为，早已激起公愤。钱弘俶深知，若不能为水丘昭券沉冤昭雪，便寒了满朝文武的心，日后再无人敢为吴越效命。

他的强硬，是理智的，是带着阳谋的。彼时的他，是胡进思亲手推上留后之位的，胡进思虽手握兵权，却不敢在新王登基首日便当众换人。

钱弘俶给足了胡进思面子，许其相位，满其所求，却也借着诛杀何承训的机会，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告诉所有人：吴越虽有权臣，却仍有君臣道义，忠良不可辱，小人不可恕。

同样是想要诛杀重臣，钱弘俶与钱弘倧的结局截然不同，究其根本，在于二人的格局与能力。钱弘俶有慧眼，能辨忠奸；能纳谏，懂听良言；有胆色，敢作敢为；更有胸怀，能着眼家国大义。

而钱弘倧，空有脾气，却无胆子；空有王位，却无谋略。他听信谗言，疏远忠良，行事鲁莽，遇事怯懦，既不占理，也不占人心。

他学钱弘俶当殿立威，却不知钱弘俶诛杀张彦泽，是因张彦泽是叛臣贼子，残害百姓，占尽天下大义；而他要杀胡进思，不过是因个人私怨，不顾其三朝元老的功绩，不顾吴越朝堂的安稳。

吴越能拥有这片天下，从来不是钱家一家之功。

是胡进思这样出身低微、在沙场拼杀的无数功臣，是水丘昭券这样心系家国、鞠躬尽瘁的无数忠臣，一起撑起来的。钱弘倧不懂这个道理，他视功臣为威胁，视小人为心腹，最终不仅葬送了自己的王位，更葬送了一代忠良水丘昭券的性命。

水丘昭券的死，是时代的悲剧，更是庸君误国的典型。

他忠了一生，却忠错了君王，他信了一生，却信错了托付。所幸的是，他心心念念的吴越，最终在钱弘俶的带领下，走向了安稳，即便最终纳土归宋，却也让吴越百姓远离了战乱，得以安居乐业。这或许是对九泉之下的水丘昭券，唯一的慰藉。

而钱弘倧的教训，也足以警醒后世：为君者，若无慧眼，无胸襟，无胆色，无担当，纵有再多忠良辅佐，最终也只会落得众叛亲离的下场，甚至牵连忠良，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忠良易得，明君难求，水丘昭券之死，可悲可叹，更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