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赵小飞——一个女人的非洲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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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人，在非洲把命运一寸一寸掰直。非洲的清晨，总是来得很突然。天还没完全亮，热气已经从地面翻涌上来。铁皮屋顶在日出前就开始升温，风吹过时，带着尘土和草木的气味。你会意识到，这不是一个可以“慢慢适应”的地方——它要求你立刻站稳。

2014年，赵小飞第一次站在南苏丹的土地上。出了飞机场就是一片荒原，那一年，她二十八岁，她来自辽宁，是一名护士。国内的工资三千多人民币，在老家不算体面，也不算活不下去。但在南苏丹，她能拿到一万二。这个差距，足以让一个普通人改道。她不是没想过风险，只是那时的她更清楚：如果什么都不做，人生的上限已经写好了。她要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南苏丹给她的第一课，是环境。不是风景，是生存。炽热、混乱、基础设施近乎为零。医疗条件简陋，水电不稳定，夜晚的枪声像随机响起的雷。这里没有“安全感”这个词，只有“今天还在”的侥幸。她的扎针技术好，很快受到领导重用，她性格偏硬，偏直，像个男人。有次遇到抢劫，那人用AK47枪指着她的头，她没有尖叫，也没有下意识后退。后来她说，那不是不怕，是来不及反应。人在极端环境里，会迅速学会把恐惧折叠起来。

2015年，南苏丹内战爆发。城市开始碎裂，秩序消失得比语言还快。那一年，中国维和部队牺牲了四名战士。她认识他们，曾在同一片土地上擦肩而过，说过话，甚至开过玩笑。当死亡不再是新闻，而是熟人，你才会明白“战争”两个字的重量。那一刻，她知道，这里不能再待了。她离开南苏丹，辗转来到肯尼亚。

内罗毕的天空更蓝，街道更有秩序，看起来“像一个国家”。这里四季如春，风景秀丽，马赛马拉等国家公园世界文明，东非大裂谷贯穿其中，安博塞利的大象在乞力马扎罗山脚徜徉，她很快爱上了这个和平安稳的国家。但外来者的处境，并不会因为首都而变得温柔。她进了工厂上班，重新回到“打工者”的位置。几个月后，她发现工资一再拖欠。不是一次，是反复。老板的表情从敷衍到不耐烦，最后干脆不再解释。她后来想想很可笑，工资三千五百人民币，只是暂时找一个歇脚的地方。这是她第一次如此直观地看见人性的边界——当对方意识到你没有更多筹码时，尊重会迅速消失。她没有纠缠太久。在非洲，等待，往往是最昂贵的选择。

她开始自己做生意。第一步，是美甲店。小小一间门面，租金却不低。旺季时，女人们排队做指甲，淡季时，一整天只有风从门口吹进来。她坐在店里，看着影子在地面慢慢移动，时间被拉得又长又钝。为了活下去，她开始“顺手”卖衣服、箱包。那时候生意还是好做的，国内成本五十块的女士包，在肯尼亚能卖三百，由于她为人热情大方，很多当地人找她买衣服和包，她也能抓住当地女人的喜好，积少成多，慢慢收入多了起来。不是战略转型，是被逼出来的灵活。生意人的体面，在现金流面前，总是最先被牺牲的。

后来，她接触到牛皮生意。非洲的牛皮厚、硬、粗糙，像这片大陆本身。她把货运到印尼，一单一单地做，一个柜也有十万人民币利润，日子充足也真实。她脑子灵活，在肯尼亚收购牛黄，然后再想办法运回中国，挣了不少钱，但是疫情期间被人吞了一百多万人民币的货，再后来就没有做了。那几年，她还在旺季当导游，顶着烈日带团，讲路线、讲动物、讲故事，也讲自己早已重复过无数遍的人生。最多的时候，她一个人带136人的游学团，打破了旅游业记录。慢慢地，她开始理解非洲的节奏，慢，不等于安全；自由，往往意味着没有兜底。

然后，疫情来了。航班停飞，港口堆满货柜，贸易链条突然断裂。多年积累的经验，一夜之间失效。游客也没有了，她站在空荡的街头，第一次真切地感到“无路可走”。也是在那时，她决定做砖厂。做实业，是一条更重、更慢、更孤独的路。就像学英语，一切从头开始，从最开始的完全不懂，到现在能够流利交流，这就是生活的积累，是不断催着的进步。

她找合伙人，却再次被现实敲了一记闷棍——被骗了四十多万人民币。钱给了对方缺没有发机器，地买了却没有转到她的名下，甚至于对方恶人先告状，把她告上了法庭，这官司一打就是四年，各种心力交瘁让她痛不欲生。那一刻，她也动摇过，但只是一瞬。她选择继续。

她重新找地，谈合同，进设备。砖厂在荒地上立起来，像一座孤零零的据点。她一个女人，住在厂里，和机器、尘土、账本为伴。白天是噪音，夜里是虫鸣和远处不明来路的摩托声。有人说：“这不是女人干的活。”她没反驳。在非洲，“是不是女人该干”从来不重要，“是不是还能活”才重要。

去砖厂的一天，她又一次被枪指着头抢劫。她的项链手机电脑都被抢了，劫匪甚至问她是哪里人，她说是中国人，劫匪竟然说了句“sorry"，那一刻，她没有英雄感，只有一种冷到骨头里的清醒——原来命，一直只是被现实暂时放过。可能当地人都觉得她很有钱，毕竟一个中国女人总是自己开车，开的还是V8，那以后她学会了低调，学会了隐入尘埃。不过她还是坚持自己开车，只因为她被司机偷怕了，也被保姆偷怕了，她在砖厂硬撑了三年。

三年里，她学会了防人、用人、管账、修设备，也学会了一个人在深夜和恐惧共处。三年后，砖厂终于开始稳定盈利。机器轰鸣的声音，不再刺耳，而像一种确认——确认她没有白熬。

疫情结束，世界慢慢重启。她把砖厂交给信得过的人打理，自己重新回到旅游行业。在大裂谷旁，她开了服务区和餐馆。落日像火一样铺满草原，游客在拍照，她在后厨翻锅。在联合国附近，她做起了民宿。接人、送人、换床单、算水电，日子再次回到流动状态。

（民宿）

夜深的时候，她会想中国。想辽宁的雪，想冬天刺骨的冷，想那种不需要随时提防的安全感。也想那些已经回不去的自己。十二年过去，她没有成为传奇。只是一次次在“完了”的边缘，把生活拉了回来。

非洲最残酷的地方，不是贫穷，而是它会反复考验你对人性的判断。而赵小飞，用十二年，把一条普通女人的人生，硬生生走成了一条不退场的路。有时候，她看看镜中自己，知道青春已经远去，她的妹妹经常劝她回国，父母也总是为她担心，但是她有一种信念，既然选择闯荡，就只管风雨兼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