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军区政委陈正人想回乡报杀母之仇，主席：给你一个团

1947年隆冬，东北松花江面结着厚冰，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的陈正人批完一天的公文，披大衣走到窗前。远处传来机车的长笛，他忽然想起十三年前井冈山上那条蜿蜒的山路——母亲的遗体就被抬着走过那条路。那一晚，他在日记里写下两行字：“总有一天，带兵回赣，捉肖家璧。”

彼时全国局势已开始倾斜，解放军在东北节节胜利。有人开玩笑说，吉黑的雪地拉起的脚印，正决定着华北和华东的归属。陈正人心中却另有算盘——只要大局稳定，他就要回江西。这个念头一直压在心底，几乎每日翻涌。

1949年4月下旬，长江沿线枪声骤密。4月23日，解放军第十二兵团旗帜插上南京总统府，标志渡江战役告捷。没多久，一封电报飞抵北平香山：“马当要塞已克，赣北门户洞开。”毛泽东读罢，在手心重重一捶桌面：“好！江西可以收回了。”随后，他让秘书召集组织部，点了三个名字，陈正人赫然在列。

陈正人到香山报到的那天是5月上旬，山花初放，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半开玩笑：“小陈，你回家当‘父母官’，乡亲们可别嫌你脾气硬。”陈正人立刻接话：“脾气硬，只对土匪恶霸。”一句轻描淡写，却把多年的血恨压在舌尖。毛泽东当然明白，遂川那笔旧账迟早要算，他换了个语气：“江西匪情复杂，任务艰巨。要人要枪，你开单子。”

短短两句，被后人概括成“给你一个团”的授令。真实情况比传闻更细致——陈正人原想要一个师，毛泽东让他先拿一个能灵活穿山越岭的精干团来开局，若吃不住再行增援。“匪首肖家璧必须活捉”是唯一硬指标。原因简单：活的，比死的更能震慑。

六月初，江西省委在南昌正式挂牌。会场灯火通明，陈正人在挂起的地图前画了一个圈：遂北。那是肖家璧的老巢，也是井冈山西侧最后一块沃土。围坐开会的干部多是新人，有人悄声嘀咕：“一个团，捉一个少将司令，够吗？”陈正人把粉笔往桌上一搁：“够。不够再要，关键是速度，必须赶在国民党残部合流前做掉他。”

说起肖家璧，他的履历堪称乱世缩影。1905年生于赣南商谷镇，幼时读过几年私塾，1926年被拉进地方团练。北伐军南下时，他向国民党投诚，当了区小队长。1927—1928年间，井冈山根据地正值草创，他凭着对山区地形的熟悉多次偷袭交通站。最臭名昭著的一幕发生在1929年腊月，肖家璧策划“清乡”，在遂川一条山谷中屠村，三百余户几乎灭绝。陈正人的母亲，就是那场大火的死难者之一。

曾有人疑惑：肖家璧当年为何能在重围里存活？答案是，他钻了时局的空子。红军三次反围剿期间，主力转移，地方武装吃紧；而国民党和地方保安团又想留他牵制农村苏区。于是一枚会走山路、说乡言、手下少而精的土匪头子，就这样在夹缝里挣扎到抗战结束。

进入1949年夏天，江西大局已定，国民党省政府人员大部外逃。肖家璧却没走，他押宝在遂北那片绵延百里的山地，“固守待变”。从战术上看，这个选择似乎不无道理——崎岖山势最适合小股武装。可他算岔了一件事：老乡们的民意。十多年烧杀劫掠，换来彻底的民愤，一有风吹草动，村口的锣便敲个不停。

425团就是这把斩匪的刀。团长姓王，二十八岁，冀鲁豫边区出身，打惯了平原运动战，却立志“到江西爬山也要干掉匪首”。9月18日，425团从赣州出发，携带轻迫击炮和缴获的美制电台，沿赣江溯流而上，一路以营为单位插向遂北外围。行军七日，士兵们在山道上披星戴月，军号一吹就钻进密林，几百里外都“静悄悄”。

国民党残部曾试图呼应肖家璧，但无一例外被截断。原因并不复杂：425团的前身是华北野战军某纵劲旅，专长分割包围。在西北突围失败后，小股白军一次只剩十几条枪，根本给不了肖家璧援手。到了九月下旬，游击纵队被压缩到十几平方公里，粮弹见底，乡勇溃散。

有意思的是，最终供出匪首藏身地的，不是被俘的士兵，而是他曾经的账房先生。那晚，账房悄悄敲开乡保办事处的门，低声说：“他躲在老龙坳石灰窑。”理由竟然是讨薪——匪首跑路前没来得及发饷。425团三连闻讯后，立即分三个小分队，人背迫击炮，夜色里一路摸过去。

9月28日黎明，连长吴树安在石灰窑口大喊：“缴枪不杀！”窑洞里没回声，他又喊两遍，依旧寂静。忽然窑内冲出一人，举枪连射。吴树安侧身卧倒，下令投掷手榴弹。爆炸声后，浓烟散去，仅剩三条活口，其中一个正是肖家璧。他穿着旧黄呢军大衣，鞋底已磨透，满脸灰白。被捆起时，他只是反复嘟囔：“我不跑了，我认命。”

被押到遂川城当天，街边人山人海。老百姓扔来的破碗碎砖雨点般落在囚车上，孩子们则跟在后面吆喝。“恶有恶报”四字，此刻在尘土飞扬里有了重量。10月2日，县人民法庭开庭。陈正人端坐台上，面色冷峻。他让人把母亲当年被害的几位幸存村民请到台前作证。老人颤声回忆：“那天夜里，他放火烧屋，逼我们交出红军，见人就杀。”庭上鸦雀无声，只听得到夜雨敲窗。法槌落下，判决：死刑，立即执行。

枪声响起的那一刻，陈正人没有移开目光。他没有露出欣慰，也没有痛快。部下后来回忆：“陈书记只是长长吐了口气，然后说：‘事情结束了，赶紧下乡展开土改。’”党史档案里登记，这位江西新任省委书记当天夜里仍在灯下翻阅土改文件，直至室外虫鸣声渐稀。

紧接着，425团分兵七路，对原匪区进行清剿，同时组织群众复耕秋收，没收匪首田产。短短两月，遂北粮仓重启，基层政权得以恢复。执行任务时，425团出现过误伤群众的苗头，陈正人连续下达三道禁令：不准动用重火力对村寨；不准夜间搜捕无辜；不准私自动用缴获财物。谁违令，军法从事。他的底线很鲜明——报仇不等于报复。

值得一提的是，江西全境完成剿匪并不轻松。除肖家璧外，信丰还有饶义元，峡江有李天生，各自盘踞多年。陈正人总结“活捉经验”后，迅速向各军分区推广：一靠群众摸排，二靠快速穿插，三靠政策攻心。那一年冬天，江西省县以上土匪头目被捕或投诚者共3800余人，整个华东野战军交给江西的主力，可以腾身北返剿“青冈山”残匪。

时针拨回香山，1950年春节前夕，陈正人带着一摞厚厚的《江西清匪工作概况》上报中央。毛泽东翻到最后一页，看到一行备注：“赣西南七县基本肃清，民兵团及乡保甲新建完毕。”他抬头看向满脸风霜的陈正人，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做官要像春雨，做兵要像霜刀，你做到了。”

几十年后，陈正人几次被问起，那一年如果没有“一个团”，会怎样？他只是摇头：“与其说是一个团，不如说是党给了我最后一次孝道。”这句话在家乡流传至今。或许，对一个走过长征、失去至亲的老革命来说，最好的慰藉不是复仇，而是让父老再也不听见土匪的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