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是宋庆龄贴身侍卫，后成我军军委主席，被枪决时大笑三声

一九二九年八月六日的黎明，广州陆军监狱的大门“哐”地一声被推开。押送队列里的士兵王德魁抬眼一瞧，只见那名戴着镣铐的囚犯昂着头、两眼炯炯，嘴角甚至带着笑意。“这位到底是谁？”王德魁心里直犯嘀咕。几分钟后，他听到同伴小声嘟囔：“那是杨殷，省港大罢工的杨部长。”一句话，把王德魁吓得倒吸凉气——眼前这个人，曾经是共产党最高军事负责者之一，如今却要走向刑场。

杨殷，广东香山县人，生于一八九二年，比孙中山小二十六岁，却与孙氏颇多渊源。家族中最受人敬重的叔父杨鹤龄，早年便在檀香山追随孙中山，为同盟会奔走呼号。也是这位叔父，把“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种子，早早撒进侄儿心里。十四岁那年，小杨殷读报得知《辛丑条约》丧权辱国，气得直跺脚，嚷嚷一句：“国家这般没落，读书还有什么用？”自此，他钻进了革命的洪流。

辛亥风雷甫定，山河却未宁静。袁世凯篡权、宋教仁遇刺、二次革命失败，南方革命力量屡遭重挫。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十八岁的杨殷随同盟会同志辗转新加坡、香港，从事秘密募款和宣传。年轻人胆大心热，多次潜回内地运送文件，惊险得像刀尖上跳舞。有一次，清兵盘查，他故意把文件塞进草鞋，又装作脚痛大喊大叫，等士兵嫌恶味难闻，反倒没掀鞋底，文件就这么保住了。

一九一七年，护法运动爆发。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非常政府，急需可靠之人守护宋庆龄的安全。何键向孙先生举荐：“杨殷聪明机警，可托大任。”就这样，二十五岁的杨殷成了宋庆龄的贴身侍卫。那几年夜里，广州沙面附近风声鹤唳，杨殷总是在宋庆龄寓所外站到天亮。宋庆龄有时轻声提醒：“小杨，去歇一歇吧。”他摇头：“夫人放心，天亮前不走。”短短一句，透出的是年轻护卫的赤诚，也折射出那段岁月的凶险。

护卫工作让杨殷见多了政坛角力，也见多了国民党内的倾轧。正当他左右为难之际，巴黎和会传来中国外交惨败的噩耗，五四怒潮席卷神州。马克思主义的答案像闪电劈开夜空——谁能救中国？杨殷一番思量，心里的天平悄然倾向共产党。一九二二年春，他在广州秘密宣誓入党，旋即辞去洋务稽查处的安稳差事，把名下两处祖业房产变卖，款项悉数交党组织使用。有人责怪他败了“家风”，他答得干脆：“救得了天下，自家无房不打紧。”

之后三年，他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军事理论。回国没多久，省港工人大罢工爆发。杨殷与苏兆征、阮啸仙并肩指挥，六万多海员、码头工人让帝国资本大吃一惊。英国记者在报道里写道：“华南的工人像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这场罢工历时十六个月，迫使英资企业低头，给工人涨工资、改善待遇，也让杨殷的名字在南粤工人中传开——他被尊为“南方工运双子星”之一。

一九二八年六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杨殷当选中央委员，并接过中央军事部部长印信。这是当时党内最高军事领导岗位，职责是统筹全国红军的装备、训练和城市秘密武装行动。许多人至今只记得二十六岁就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却少有人知道，杨殷也是那个年代的“少壮派”核心。他年仅三十六岁，已是国共斗争中蒋介石悬赏缉捕的要犯。

然而，漆黑的暗枪并不总来自正面战场。最致命的裂缝，来自身边的叛徒。杨殷返回广东后，奉中央之命组建“兵运特别委员会”，选人时想到了白鑫——这位留法归来的青年曾在海员罢工中表现活跃。杨殷没料到，白鑫心里藏着刻骨仇恨。白鑫的弟弟曾在海陆丰起义时当逃兵，被彭湃下令枪决，他把这笔血账算在了彭湃和介绍自己入党的杨殷身上。

国民党特务看准白鑫的软肋，连番劝降：“你弟弟死得冤，不报仇吗？”最初白鑫还摇头，但人心终归脆弱。几番周旋，白鑫动摇了。他装作热心，提议在自家小楼召开联络会，说是要筹划一次营救行动。杨殷信任旧部，当晚独自前去。门刚合拢，军统特务猛扑而入，楼外卡车油门轰鸣，杀气逼人。白鑫假装惊恐，大喊：“快走！”杨殷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举手投降。那一眼，令白鑫心头发颤。

被捕后，蒋介石亲批：“此人不吐实情，即地毙之。”三天三夜，十八种酷刑，不见其张口。审讯官恼羞成怒，用皮鞭抽得血肉模糊，杨殷只是冷笑。第四天凌晨，行刑队押他去石涌口刑场。路过大沙头码头时，他仰望东边天际，似在审视黎明。押解军官吼道：“跪下！”杨殷斜瞟一眼，吐出两个字：“没有！”接着高声唱起《国际歌》，声音嘹亮得像滂沱暴雨里的铜号。

枪口距离不过五步。子弹上膛，空气凝固。杨殷忽然放声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三声震荡林空，把行刑士兵吓得手心冒汗。枪声响起，他笔直倒地，年仅三十七岁。

消息传到上海，周恩来沉默良久，只留下一句：“豪杰之士，命殒于小辈之手，痛哉！”广州街头茶楼里，曾跟随杨殷风里来雨里去的老工友举杯闷酒，没人讲话，只把盏底朝天。

历史留下许多高光，亦埋下无数阴影。杨殷这一生，几乎处处碰壁，却步步向前；最后在刑场上，用三声狂笑为自己盖棺，也把那一腔不屈写得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