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地悲歌：蒙古铁蹄下的四川浩劫

南宋理宗宝庆三年（1227年），秋风正劲，四川本该沉浸在秋收的喜悦之中，可此时他们却“迎来”了蒙古铁骑。

蒙古大军在灭夏之后，挥师南下，首次叩击四川北境，利州路关外诸州相继陷落，烽火直逼四川盆地腹心，自此，这片有“天府之国”美誉的土地，被卷入长达半个世纪的战争漩涡。

从端平二年（1235年）蒙古军大举入蜀，到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彻底覆灭，四川军民坚持抗元斗争长达五十余年，其惨烈程度，不仅体现在军事对峙的持久，更铭刻于人口锐减的数字中。

从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的二百四五十万户，骤降至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十余万户，实际存留不过二十万户左右，十不存一，诚非虚言。

四川，宋代称为“四川四路”，涵盖今四川盆地及汉水上游地区，是南宋人口最密集的区域之一，嘉定年间户数占南宋总数近五分之一。

成都府、潼川府、夔州、利州四路沃野千里，水旱从人，物产丰饶，自秦以来三百余年无大兵革，至宋更成“侈繁巨丽，甲于天下”之地。

然而，正是这片安宁富庶的土地，成了蒙古骑兵南下的首要目标，蒙古军初入四川，如入无人之境。

绍定四年至五年（1231–1232年），铁蹄踏破剑门，直抵成都平原，端平二年，蒙古统帅阔端率军攻陷成都，纵兵屠城，史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具”，城外死者“不计其数”。此数出自元人袁桷《清容集·史母程氏传》，虽或含战后积尸与重复统计之可能，但足见屠戮之烈。

成都，这座千年名城，一夕之间沦为白骨累累的死都。

此后二十余年，蒙古对四川展开系统性的征服。

嘉熙元年（1237年），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启，蒙古军采取“扫荡—撤退—再攻”的战术，反复劫掠成都、眉州、彭州、汉州等地。

南宋蜀人吴昌裔痛陈，“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

昔日通都大邑，化为瓦砾之场，沃壤奥区，尽成膏血之野，青烟弥路，白骨成丘，如《陵川集》所叹，“芙蓉城碎朔风急，虓虎磨牙绮罗穴。不识兵戈三百年，叠鼓一声肝胆裂。”

三百年未遭兵燹的蜀地，一旦陷于战火，其创伤之深，非言语可尽述的。

人口锐减，源于多重灾难的叠加，其一为直接屠杀，蒙古军攻城掠地，常以屠城立威，震慑抵抗，成都之外，眉州、泸州、叙州等地皆有大规模杀戮记载。

其二为战后饥荒与瘟疫，战乱摧毁农业体系，水利失修，田地荒芜，百姓流离，饿殍遍野。

元人刘岳申记，“宋南渡，蜀被兵最甚，宋亡又甚。”

战后“丝枲织文之富，衣被天下”的繁荣景象，荡然无存。

其三为人口掳掠，蒙古贵族将大量四川百姓俘为奴婢，北徙至关中、陇右为役。

史载“岐、雍民家皆蜀俘”，即今陕西岐山、凤翔一带，几乎家家户户皆有四川籍奴仆，可见掳掠之广。

其四为大规模南逃，为避兵祸，幸存百姓或深入夔州路山区，或顺江东下，迁往荆湖、江浙。

南宋文天祥在《衡州上元记》中哀叹，“蜀自秦以来，更千余年无大兵革……不幸荡析。”一个“荡析”，道尽了流离失所，宗族离散的悲怆。

战后四川的社会结构几近崩溃，元代文人虞集在《道园学古录》中多次提及，“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

虽或有文学夸张，但其所述“故宋衣冠之世家，百年以来几已尽”、“土著之姓十亡七八”则为实录。

揭傒斯在《彭州学记》中亦言，“土著之姓十亡七八。”

世家大族、书香门第，在战火中几被扫荡一空。

地方志如民国《名山县新志》载，“人民死亡转徙，县中古户，几无孑遗。”

所谓“古户”、“旧族”、“土著”，在元初的四川几成绝响，这不仅是人口数量的减少，更是文明传承的断裂，学校废弛，礼乐崩坏，文化精英几近灭绝。

战后四川人口的恢复极为缓慢，据《元史·地理志》，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原南宋四川境内仅著籍十余万户。

因元代户籍统计多有隐漏，尤其蒙古将校、豪右之家大量匿占人口为私属，实际户数或可达五十万。

即便如此，较之宋嘉定年间的二百四五十万户，仍锐减近两百万户，有学者推测，当时四川实际人口可能仅二十万余户，不足宋鼎盛时的十分之一。

这一人口的断层，直接催生了后世著名的“湖广填四川”，若非如此，也没有后来的大移民运动。

明清之际，朝廷不得不组织湖广、江西、陕西等地民众大规模迁川，以填补人口的真空。

这场人口浩劫的背后，是战争最残酷的体现，蒙古军队在四川没有采取长期治理的方针，而是以掠夺资源，削弱抵抗为目标，打完就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

加之四川军民抵抗顽强，如余玠守合川钓鱼城，曾击毙蒙古大汗蒙哥，更激化了蒙古统治者的报复心理。

战后四川经济凋敝，文化荒芜，元代“四川行省”长期处于边缘地位，与宋代的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每一户消逝的背后，是一个家庭的覆灭，每一具白骨都曾是一个鲜活的生命。

吴昌裔所见“形神具离，仅存一缕之气息”的四川，是中华文明在13世纪遭遇的最大创伤之一。

赵复在募救蜀士疏中叹，“锦江秀色都为巴蜀萧条，玉垒浮云尽入峨眉之悲惨。”

山河依旧，人事已非，那场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战火，烧毁的不只是城池与田舍，更是千百年积累的文明薪火。

我们铭记这段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理解和平的珍贵，与文明延续的艰难。

四川“十不存一”，是记刻在民族记忆中的警钟，当铁蹄踏碎安宁，当屠刀落下于市井，战争的可怕在此具象了。

唯有正视苦难，才能真正懂得何为生之可贵，何为和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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