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骑兵团被围，团长建议突围，政委摇头：马上向军区机关靠拢

1949年秋，在石家庄一次抗战老兵座谈会上，已是鬓染白霜的况玉纯忽然被一位年轻记者问起：“您当年如果听了团长的话，单独策马闯出去，会不会更省事？”老政委沉默片刻才答：“省事是省事，可那就不是冀南军人了。”一句话，把人带回七年前生死一线的“四·二九”之战。

时间拨回到1942年4月28日夜。华北平原正值麦黄季，半人高的麦浪掩去视线，也掩住了成千上万名日军集结的脚步声。冈村宁次在天津拍板，命令济南第十二军、德州守备旅及大批伪军，对冀南根据地来一次“铁壁合围”。过去小股扫荡屡屡扑空，这回日军换了打法：远距离集结、隐蔽行军、口头下令，务必一夜封死所有退路。位置被选在故城县到武城县一线，那里正好驻有冀南军区党委、行署和大批后方机关，加起来近四千号干部战士，身边只有一个七百人的特务团充当警戒。稍远处，驻守曾官屯的骑兵团则是全区机动力量最强的部队，却也只把任务当作日常警戒。

零点刚过，夜色里传来稀疏的枪声。先是十九团右翼遭遇敌骑，随即二十一团的报警电话打进军区指挥部：“敌骑兵正从北面多路插来！”参谋长范朝利下意识觉得这不过是一次例行骚扰，命令各单位“按预定预案机动”，并未启动全线撤离指令。直到拂晓，骑兵团前哨观测到郑家屯方向尘土冲天，日军坦克车灯若隐若现，所有人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

团部紧急会合。团长曾玉良摊开地图，用马鞭敲着北面缺口：“敌人还没合围，骑兵速度快，现在闯出去，往漳卫新河以北一钻，十成把握！”这话对骑兵而言再诱人不过，轻装策马，十几公里就是后方。可政委况玉纯抬手制止：“军区机关在后面，咱们冲没问题，他们怎么办？守不住就完了。”他顿了顿，“骑兵能逃，可根据地呢？咱们要把枪口留在机关身边。”

短短一句话，会议室安静下来。有人低声嘀咕：“真要陪着几千机关人员慢慢挪，不等同被包饺子吗？”然而军人有军令，曾玉良挥手定音：“就按政委的，立刻向南集结，掩护机关。”

上午十点，军区部队已退到十二里庄。四野平畴，无险可守，敌人从北、西、东三面逼近，南侧伪军在外层游弋，枪声炮声连成一线。军区特务团在正面死死咬住，骑兵团则挥刀列阵，游走两翼。敌机呼啸而至，低空扫射，把麦田刮出一道道焦痕。现场缺医少药，炊事马车早被击毁，尘土里夹杂硝烟与麦秆的焦糊味，呛得人直掉泪。

日军指挥官显然尝到了接近“大鱼”的兴奋味道，命令步坦协同，硬闯合围。下午两点许，北面火力骤增，骑兵团右翼被迫后撤。忽然，一股旋风席卷麦海，沙尘遮天蔽日，能见度不足三十步。况玉纯当即跳上战马，挥舞绑着红布的马刀高喊：“跟我来！”党员排打头，二连、三连紧随，其余连随后。马蹄掀起泥土，一股劲儿直插东南。对话声在风里被撕得破碎：“别回头，跟紧！”“掉队就是死！”

特务团在后侧顶住日军追击，不少战士握着大刀堵进机枪火舌里。殿后连老连长张庆河胸口中弹，在地上翻滚着喊：“兄弟们顶住，几分钟就够了！”没人退缩，直到弹雨稀落才发现，连队已所剩无几。

当破风声敛去，暮色挂在天边，骑兵团和大部机关人马已越过卫河旧堤。清点人数，四千余人散落为数十股，死伤过千。陈再道、宋任穷翌日赶回，只见现场遍布弹壳血迹，心如刀绞，却庆幸主体保存。更令人警醒的，是那张被雨水打湿的日军作战图：封锁线严丝合缝，若非骑兵团决断回援，十二里庄多半已成第二个“孟良崮”。

冀南此次损失仍大，二十九名干部联系不上，后勤、医护人员尤为惨重。可是比数字更沉重的，是暴露出的痼疾：机关过度集中、侦情粗疏、指挥脱节。劫后第三天，军区召开紧急整编会：机关压缩三分之一，调精兵强将回到基干团和群众组织；秘密电台、地下交通线全部重建；各团之间的联络员制度写入条令，夜间定点联络、白天信号弹配合，此后再无“各自为战”的混乱。

值得一提的是，日军“口头传令”这一新花样也被迅速记入情报教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暗中跟踪日伪军指挥官的行踪，一有大规模会议即刻上报。四个月后，日军又一次试图照搬“铁壁合围”，结果在临清以北被我军提前察觉，设下反包围，反将对手困在盐碱滩，付出不小代价才得以脱身。

回到石家庄那场座谈会，记者问完后，还想刨根究底：“您就不怕牺牲吗？”况玉纯摇头：“怕死不当兵；当兵就别怕死。尤其是骑兵，腿长枪快，先想到自己，老百姓和机关就没命了。”有人附和：“那阵风真是老天帮忙。”老政委却摆手，“风不风的，靠不住，队伍工整、决心一致，才能闯得出去。”

兀兰屯的麦子每年依旧黄两遍，卫河的水也还是那条老路。后人若问“四·二九”究竟留下了什么答案，最醒目的恐怕不是战绩，而是骑兵团当日掉转马头的那一下——在最容易活下去的选择面前，先把生的机会让给力量最弱的人，这才是冀南军区得以延续战斗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