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有人提出撤销他的大军区司令，没被允许，3年后没有幸免

1967年7月，北京西山的夜风带着湿热，军区机关加班的灯火却一点没减。那天深夜，参谋长送来一纸急电：杨勇、廖汉生因“问题”被停止职务。文件落款清晰——中央军委。这一刻，副司令郑维山明白，暴风雨真正逼近了北京军区。

郑维山出身红四方面军，1915年生，十六岁扛枪入伍。从川北草鞋山沟一路打到长江以北，抗战时驻晋察冀，解放战争又转战平津、太原。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站在景山脚下，才第一次细看城墙上的灰瓦。1955年授衔时，他是少将里资历最老的一批，却始终维持低调。

风浪来得极快。1967年8月至1968年春，北京军区陷入拉网式“清查”。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3月被统称“山头”而遭打倒，黄永胜临危接任总长。3月24日，人民大会堂，驻京部队团以上干部到齐。批判大会宣读通报，气氛压抑，连座椅摩擦声都清晰可闻。

陈先瑞后来回忆一句话：“台下像冻住一样。”会后两天，北京军区党委会紧接召开。主持人还是陈先瑞，批判的名单却又多了郑维山、萧文玖。黄永胜当场指责：“检讨不过关，继续深挖。”有参谋私下嘀咕：“这帽子扣得太快。”一句话，很快便被警卫制止。

就在这次会议上，“是不是连郑维山也撤”的提议被提了出来。军委有人摇头：再动，军区班底就全碎了，“动得太多不好”。临时的结论是——先谈话，暂不调整。郑维山因此在1968年春险险保住军区司令的帽子，但暗涌并未退去。

1970年8月第二次庐山会议，随着陈伯达问题曝光，“华北山头主义”一词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有人将“山头”与“四方面军旧部”简单相连，郑维山再次成为众矢之的。9月，北京军区内部文件指出“必须彻底打掉山头主义的顽固堡垒”，署名者包括几位在京核心领导。

1971年1月，命令下达：郑维山不再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接替。通知措辞冷硬，只一句“另行分配”。走出作战部大楼时，有老参谋低声说：“老郑，挺住。”郑维山点头，没回应。

被“搁置”后，他在西郊干休所编写作战史料。那几年，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部队是战斗队，不是帽子队。”1960年代的部下后来回忆，老首长说这句话时神情平静，“听得人鼻子发酸”。

时间推到1979年7月。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刚结束，总参重新梳理干部历史。郑维山提交申诉：要求查明“华北山头主义”问题。总政组织部进驻北京军区与原晋察冀老战士核对材料，结论很快显现——所谓“山头主义”缺乏事实支撑，部分检举出于派性。军委批复：彻底平反。文件电报开头四个字“郑维山同志”，历经八年，重新出现。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老干部听到平反消息后，第一时间打电话祝贺。电话另一端，郑维山只说了一句：“打仗凭纪律，做人凭良心。”随后挂断。话不多，却把几十年戎马生涯中的兵家准则说透了。

1982年春，黄河岸边的兰州军区迎来新司令，郑维山重新披挂上阵，接替杜义德主持西北防务。那年他67岁，仍坚持每周一次野外拉练。师团主官报告完毕，常被他一句“去一线看看”的命令扔回图上作业，老将军脾气不大，要求却细。

1985年，全军百万大裁军开始，郑维山主动提出退出领导岗位，改任军区顾问。同年底，他正式离职。临别时，他把那本磨损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留给军区图书室——书页角落还有他在干休所写的批注。

回头看，1968年那场“是否撤职”的争论像骤雨，第一次落下时，他凭“动得太多不好”五个字保住职务；第二次雷声再来，没有幸免。三起三落间，一个老红军将领的名字曾被蒙尘，却也因真实战功与人格力量最终重归清白。

军旅内部常把郑维山的经历当教材：枪林弹雨能磨砺钢铁，风云翻涌也考验人心。有人感慨，“能在阵地上倒下不难，难的是在风浪里站住。”郑维山没有留下华丽语录，留给后辈的，是八个字——“低调为人，硬气带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