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出狱后表示想去延安，毛主席提三个条件，陈独秀：碍难从命

一九三七年七月的南京监狱上空炮声隐约，墙外的警报此起彼伏。年近五十八岁的陈独秀靠在冰冷的墙根，听着远处的轰鸣声低声喃喃：“外敌都打到家门口了，还不让人说话？”几天后，他终于接到获释通知。五年牢狱生活画上句号，迎接他的却是更复杂的局面。

出狱当天，曾在北大当学生的好友赶来相迎，递上一封薄薄的信。“叶剑英在西北等您。”这句话让陈独秀眼睛一亮。延安，那片黄土高坡成了全国抗战的象征，对历经坎坷的他而言，那里似乎是一条重返革命洪流的生路。陈独秀当即表态：愿北上。

消息传到陕北，中共中央经过磋商，很快就有了回应。毛泽东的态度鲜明——欢迎这位昔日启蒙导师，但必须先厘清原则。中革军委通过电台转来三条条件：其一，公开与托派切割；其二，明确赞同并身体力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其三，用实际行动证明真心。电文措辞诚恳，却也丝毫不含糊。

回忆十九年前在北大图书馆的第一次碰面，陈独秀的脑海里仍能浮现毛泽东那张青春洋溢的脸。当年他还称呼眼前的小伙子为“二十八划生”，如今对方已是中共的旗帜。但岁月并没有磨平陈独秀骨子里的倔强。“写检查，谈何容易！”他在江津的故友叶公超回忆，当时陈独秀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此事，我恐怕难以从命。”

实际上，对托派陈年旧账，他已心灰意冷；对抗战方针，他更无异议。可“公开忏悔”四字触动了他的逆鳞——这不仅是文字问题，而是人格与尊严。陈独秀自幼桀骜，少年时被家塾先生责打也不掉一滴泪，如今更不愿低头。毛泽东洞悉他这点，仍希望对方能够迈过这道坎。可惜，旧友之间的默契在政治激流面前显得渺小。

蒋介石没闲着。得知陈独秀获释，他派人送来慰问金、官职清单，还假惺惺邀请他“共商国是”。胡适、傅斯年也先后登门劝说，“老陈，你若愿为新生活运动出力，绝非坏事。”陈独秀抬手制止，“蒋要我给他唱赞歌，宁可叫我回牢里。”家人闻言暗暗叹息，却也知道劝不动。

托派那边更积极，连日派人从上海赶来，希望他重掌旧部。陈独秀的答复只有一句：“同志义气我不薄，但道路已分。”既拒绝国民党，也不再涉足托派，陈独秀把目光始终投向延安。

然而，党内并非铁板一块。恰在此时，王明自莫斯科回国，带着所谓“国际路线”的光环，笼络了一批追随者。他对中央表示，陈独秀曾是托派领袖，如今放他进来，等于在后院埋雷。谈到最激动处，王明甚至扣上“日寇帮凶”的帽子，坚决反对。两派意见交锋，结果一拖再拖。

时间对于老人最残酷。此后的一年多，陈独秀辗转武汉、贵阳，最终于一九三八年六月抵达四川江津。时局动荡，物资匮乏，他带着妻儿老小租了间破旧院落，靠翻译写作糊口。《初级拉丁文法》、古典小说点校稿、一部《孔子研究》陆续问世，却换不来几碗饱饭。

病痛很快降临。儿子陈松年发觉父亲半夜咳得厉害，常含糊地说：“别吵，我耳边全是枪声。”久居阴冷潮湿的山城，让他的哮喘加剧。此时，延安再一次伸出橄榄枝，周恩来奉命前来探望，代主席口头转达：条件还在，但可从宽，愿助医药之需。陈独秀沉默良久，无奈摇头：“我老了，跟不上队伍，不想再添麻烦。”周恩来把药费偷偷塞进床头，转身出了门。

陈独秀晚年的倔强，在一封封拒绝信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胡适请他到美国写回忆录，他回信只写了一行字：“病入膏肓，恐难远行。”国民党再三示好，依旧敲不开老人紧闭的大门。为了糊口，他给四川教育厅撰写《初等教育改进刍议》，稿费却常被克扣。朋友们凑钱，才勉强维系日常。

一九四二年春，日机再度轰炸重庆，江津的窗户被震得轰鸣。陈独秀拄杖走到院子里，望着满天浓烟。“日本人快完了，可惜我等不到那天。”他说。五月二十七日凌晨，他在昏灯下停止呼吸，终年六十三岁。

后事简单得让人唏嘘：几本书稿、一副旧眼镜、一支斑驳拐杖。当地朋友募捐，勉强备下棺木。直到一九四七年，儿子陈松年才把父亲的骨灰迁回安徽，葬于怀宁青山脚下。这位昔日“新文化运动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首任总书记，就此与尘世诀别。

回想陈独秀与毛泽东的缘分，从北大图书馆的一次交谈，到上海弄堂里的热烈争论，再到延安电波中的三道条件，历史仿佛一张剪影。两代革命者在同一部民族救亡史上写下不同的篇章，既有薪火相传，也有道路分歧。遗憾的一纸“碍难从命”，让他们最终各自远行。但陈独秀留给中国现代史的，并非一句“后悔”或“倔强”能概括。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对青年力量的唤醒——这些种子落地生根，后来开花结果，与新中国的诞生并非没有关联。

今日谈及那三条条件，总有人替陈独秀惋惜，也有人为中央的决断辩护。历史并不回头，却会留下余响。陈独秀之死，固然凄凉，他的生平与思想却在后来者心里多次被翻检、比较、体味。谁也不能否认，他和毛泽东都曾在同一条道路上并肩过；也正因这段同行，才让中国革命的星火得以燎原。

陈独秀离开了，但风雷激荡的五四余音依旧在黄河与长江之间回荡。那些年青人读着他昔日的热血文章，又在炮火里找到了新出路，延安窑洞的灯光也因此更亮。历史给予他的终章或许并不丰盈，然而他的开篇却够浓烈——那份大胆启蒙之火，仍旧在一代又一代人心中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