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认定东北归属中国，但默认日本持续占据吗

1932年春天的北平，还残着北方的冷风。城里的人并不知道，一份正在起草中的英文报告，将在几个月后摆上日内瓦的桌面，名字叫《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这份文件不起眼，没有舰队，没有大炮，却牵着东北的命运，也映出了当时所谓“国际公道”的真实样子。

说到底，九一八事变既是东三省的劫难，也是国联信誉的考题。这份报告书，就是国联交上的答卷。

一、从“按铃求助”说起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在沈阳柳条湖一带炮声大作，随即借口“铁路被炸”，大举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短短几天，东北局势急转直下。9月19日，远在日内瓦的国联接到了中国代表施肇基的紧急电报，请求国联依据《九国公约》和国联盟约出面干预，制止日本武装行动。

国民政府当时面临的处境并不光彩。内战不断，主力部队正投入对红军的“围剿”，东北军内外掣肘，又有“攘外必先安内”的大环境，真正用于正面抵抗的力量十分有限。出于现实考量，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国际组织身上，希望“按铃”之后，能有人来拉一把。

有意思的是，这个求助信发得不算晚，国联的反应却迟迟落不下来。1931年10月到11月，国联没有采取有效行动，更多是开会、讨论、观望。原因很简单，摆在桌面上的，就是利益权衡。

当时的中国只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虽为国联成员，却缺乏话语权，更不是常任理事国；而日本不同，是战后国际体系中的“五强”之一，又是国联五常之一，各大资本主义国家在东亚的利益，很大一部分要通过日本这个“枢纽”来保障。在这种格局下，为中国得罪日本，许多国家算一算账，心里就不愿意动。

二、日本抢先一步的“姿态”

对日本来说，国联可能介入是一种潜在风险，于是干脆抢先一步，在舆论上占位。1931年11月21日，日本主动向国联提出建议：应该派遣一个调查团到东北，查明“事变真相”，并提出所谓要“膺惩暴支”的论调，把责任推给中国。

这种说法的用词本身就带着蔑视。“支那”“暴支”这类词，在当时就是赤裸裸的辱华称呼，而日本军政高层却堂而皇之地在外交场合使用，把侵略包装成“自卫反击”。不得不说，这种颠倒黑白的功夫，日本人玩得很熟练。

国联在各方压力和协调之下，终于在1931年12月10日同意派出调查团。可是真正的人员挑选和程序走完，又是一个拖延过程。直到1932年1月14日，调查团成员才算敲定：英国的李顿爵士担任团长，团员包括法国将军克劳德、美国将军麦考益、德国学者希尼博士、意大利的马柯迪伯爵，秘书长由国联秘书厅的哈斯担任。

中、日作为当事国，也各派代表参与协助。中国方面派出的是经验丰富的外交家顾维钧，日本则派出吉田伊三郎。国联给予调查团较为广泛的调查权，要求实地走访，对事变经过作出全面书面报告。

三、“慢半拍”的调查团是怎么动起来的

从纸面看，国联给足了规格，派出的也都是军政界的“老手”。不过，牵挂东北安危的人，很快发现了一件让人心里发凉的事：调查团的速度，慢得出奇。

1932年3月2日，调查团从巴黎出发。按常理，东北局势紧急，应该尽快赶赴中国东北，但他们选择了一条曲折路线。先是横渡大西洋，到美国与麦考益会合，再从美国前往东京，同日本代表吉田联络。随后，再继续南下，到上海与中国代表顾维钧会面，之后才向南京、北平移动。

这一路走来，礼节不少，时间也悄悄耗掉。3月27日，调查团抵达南京，受到国民政府高规格接待。那些天里，宴会频繁，参观拜访不断。有人后来回忆，南京的酒桌、招待、交际，几乎没有停下来过。4月9日，他们到了北平，又在华北各地调查了一番。

直到1932年4月19日，调查团才正式进入东北。而这时，事态已经走到了另一个阶段——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已经在3月1日宣布成立，溥仪在日本人的运作下出现在这个新政权的台前，东北“独立”的既成事实，已经摆在那里。

日本关东军原本还担心，国联调查团会打乱他们安排伪政权的节奏，所以在前期不止一次设法拖延调查团进入东北的时间。结果，调查团的“龟速行动”配合了这一切。等他们的车队真正驶入东北，许多事情已经变成“既成事实”。

四、“满洲国”的台前幕后

要理解《李顿报告书》的意义，绕不开“满洲国”的来龙去脉。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并没有选择把东北直接并入本土，而是采用“以华制华”的形式，扶植汉奸势力，包装一个貌似独立、实则受控的政权。

在这个方案中，废帝溥仪成为关键角色。1931年时，他仍居住在天津日租界，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多次前往接触，软硬兼施，说辞中既有对“光复大清”的暗示，也有对现实处境的威逼。有记录提到，土肥原不止一次用极具诱惑性的语气对溥仪说：“殿下只要点头，就能重登旧位。”溥仪本人怀着复辟幻想，两方面一拍即合。

在日本精心策划之下，溥仪被秘密接走，经海路、铁路转移到东北，逐步走上伪“满洲国”的舞台。关东军作为后台，掌握军权和关键决策，“满洲国”政府则承担粉饰太平的任务，对外宣称“民族自决”，实际却是殖民统治的新包装。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当时的日本文件中，把“满洲国”的建立称为“昭和的伟业”，认为这是对大陆资源的长期掌控。对东北人民来说，这却是一段沉重的开始，这一点后来在调查团的走访记录中，也有零星体现。

五、调查团到底做了些什么

进入东北后，调查团展开了为期六周的调查。与前期的拖沓不同，在正式开始取证后，成员们的工作节奏相对紧凑，范围也比较广泛。从现有史料看，调查大致涵盖了几类内容。

其一是现场勘查。代表团成员亲赴沈阳柳条湖、北大营等关键地点，查看当时的痕迹和残存的设施。柳条湖事件中“铁路被炸”的现场，是调查重点之一。他们还走访了长春、齐齐哈尔等城市，并考察了“万宝山事件”的发生地。

“万宝山事件”本身发生在1931年7月，是东北局势恶化的一个前奏。在那起冲突中，部分朝鲜移民在日本当局纵容下，侵占中国农民耕地，引发激烈冲突，导致多名中国农民死伤。日方舆论反而借机鼓吹所谓“暴支”，为之后的军事行动铺垫舆论。调查团在记录中提到了这一背景，虽然篇幅有限，但态度明显不完全采信日方说辞。

其二是访问各方人物。调查团与日本关东军高层接触频繁，包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沈阳领事森岛、在华金融机构高层儿玉圆太郎，以及日本外务省的重要官员等。日方试图在会谈中强调“自卫”“排除威胁”等理由，但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回答前后矛盾，给调查团留下了印象。

在中国方面，调查团先后与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冯玉祥等人进行了会谈，也与溥仪本人有接触。有回忆提到，会谈中有人委婉地问溥仪：“陛下以为，’满洲国’真能独立行事吗？”溥仪当时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事已至此，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这种复杂心态，调查团成员未必完全理解，但他们从中看到了关东军的强势和溥仪的被动。

其三是走访在华传教士和各国领事等知华人士。这些人长期在中国生活，对地方情况了解较深，一些人对日本扩张早有警惕。调查团从他们口中获取的材料，弥补了官方说法中的空白，为报告书中某些判断提供了侧证。

其四是广泛收集报刊资料。中外报纸对九一八事变及后续事件都有大量报道，调查团将这些报道和电报文稿归类梳理，对比中日双方的说法，形成对事变性质的基本认识。

6月5日，调查团在完成实地调查后返回北平。之后的两个多月里，他们开始撰写报告。8月20日正式动笔，9月3日完成并由成员签字。几天后，调查团离开中国，返回欧洲。这份报告就是后来被称作《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文件。

六、报告书里的关键判断

1932年10月2日，《李顿报告书》正式提交给国联。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已经一年多，东北大部分地区事实上已在日本控制之下，伪“满洲国”政权运作渐趋稳定。报告书的出现，并不能立刻改变地面上的态势，但在外交和法律层面，它还是投下了一枚不小的石子。

报告书共约148页，英文十万字左右，内容覆盖东北的政治、经济、民族关系以及中日双方的立场。里面有几条判断，影响极大。

其一，报告书明确指出，日军在1931年9月18日晚发动的军事行动“不能被视为一种合法的自卫行为”。这个表述没有直接使用“侵略”一词，但逻辑上已经否定了日本一贯宣传的“自卫反击”。换句话说，九一八事变是日军主动挑起的武装行动，而不是被迫应战。

其二，报告书认为，所谓“满洲国”的出现，与日军和日本政府的活动密不可分，东北政权的变动不能看作是当地民众自发意志的体现。这等于直接否定了“满洲国独立是民众自决”的说法，认定它的本质是日本扶植的保护国乃至殖民政权。

其三，报告书在主权问题上作出结论：东北地区在法理上仍属于中国领土。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在国际文件中留下了清晰记录。后来日本战败，中国收回东北时，这种早年的国际认定，成为法理上的有力依据之一。

七、国联内部的折中方案

报告书提交后，在国联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日本方面反应最为强烈，不仅策动伪“满洲国”出面申诉，伪“外交部长”谢介石向国联宣称“满洲国的独立是不争事实”，还由日本政府递交了长达七十多页的反驳文件，试图从各个角度拆解报告书的结论。

与此同时，日本代表不断暗示，如果国联坚持采纳报告书中的某些观点，日本就可能选择退出国联。这种带有威胁意味的态度，对当时已经疲于应付世界经济危机、又担心战事扩大的列强来说，压力不小。

在这种氛围下，一些国家代表开始寻求所谓“折中解决”。他们提出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方案：承认东北主权属中国，但东北地区应实行“自治”，门户开放，由中日“携手开拓”，同时聘用外国顾问，实行某种形式的“国际共管”。

表面听起来，这个方案好像既照顾中国主权，又安抚日本利益，实际上却暗藏玄机。所谓“自治”，在当时极可能被日本人操纵；“携手开拓”，意味着日本在经济和军事上的既得利益被合法化；“聘用外国顾问”，则为列强染指南满和东三省留下口子。简单说，这样的方案看上去冠冕堂皇，落地之后，东北极有可能继续成为日本实际控制下的殖民地。

从日本立场看，这个方案也并不理想。日本军部希望在东北实现尽可能彻底的控制，而不是被各种国际条款牵制。他们更倾向于完全摆脱国联框架，自行决定东北事务，不愿意在公开文件中承认任何限制。

从中国立场看，这个方案根本无法接受。名义上的主权完全被稀释，实质上的控制权拱手让人，还要在文件上签字确认，性质接近新版的不平等条约。因此，这个方案最终没有被中方采纳，也就此搁置。

八、日本的反弹与国联的退让

争论持续到1933年初，国联对日本态度的变化，表现得相当明显。一方面，《李顿报告书》的部分结论开始在国联内部获得多数赞同，特别是对九一八事变性质和“满洲国”合法性的否定；另一方面，各国代表在如何应对日本压力方面，立场摇摆不定。

1933年2月14日，国联大会决定不再继续听取日本方面对报告书的申辩。这意味着在程序上，国联准备结束辩论，推动对报告书的表决。当天，《李顿报告书》被提交到国联大会进行投票，作为正式文件对外公布。

投票结果很有象征意义：绝大多数成员国表示赞成或接受，只有日本一国明确反对。日本代表宣称国联“偏袒中国”“不公正”，随后宣布日本将退出国联。这一决定在之后几个月内正式生效，日本从此脱离了战后集体安全体系，在东亚的扩张之路更少了制度约束。

从结果看，国联没有对日本实施有效制裁，也没有采取强制性措施要求日本撤军。报告书虽在道义和法理上指出了问题，但缺乏执行的牙齿。这种“说得出、做不到”的局面，暴露了国际联盟在面对大国军事扩张时的无力。

九、报告书的价值与局限

站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看，《李顿报告书》既有让人失望之处，也有不容轻视的价值。许多史料研究都指出，报告书没有直接把“侵略”二字写在日本头上，也没有要求日本立即撤兵，其措辞偏向谨慎，考虑了各方利益，但核心判断还是比较清楚的。

不得不说，这份报告在几个方面留下了可供后人利用的基础。一是以官方文本形式，把九一八事变定性为非正当的军事行动，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争取同情和支持提供了依据。二是通过否定“满洲国”的合法性，实质上削弱了这个伪政权在国际上的生存空间。二战期间，除与日本关系密切的极少数国家外，主要盟国普遍不承认“满洲国”，与这一早期的国联文件不无关系。

当然，局限同样明显。报告书不能阻止日本在东北的军政布局，也没能改变当地人民的苦难处境。国联没有动用任何强制手段，既无经济制裁，也无军事威慑，更多是停留在外交辞令和道义谴责层面。对日本来说，只要能扛过一时的舆论压力，实地利益仍牢牢掌握在手中。

从长远看，国联在九一八问题上的退缩，客观上助长了日本军部的判断：只要行动迅速、制造既成事实，国际社会最多是抗议几句，不会真刀真枪地干预。这种判断，后来在侵占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乃至扩大战火到太平洋时，一再得到他们眼中的“印证”。

十、东北主权与战后格局

虽然九一八后多年间，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几乎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现实控制权被日军和伪“满洲国”紧紧握住，但从法理角度看，东北从未被国际社会合法承认为日本领土。这一点，在战后安排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日本在1945年宣布无条件投降时，东北问题再次回到国际会议桌上。无论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还是战后对日本领土范围的界定，都没有承认日本对东北的占领。早年诸如《李顿报告书》这样的文件，为此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撑，使日本难以在法律层面赖账。

这也是报告书常被研究者提起的一个原因。它没有改变当时的局势，却在国际档案里留下了一行清楚的字：东北主权在华，“满洲国”并非合法政权。对于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来说，这样的记录虽显单薄，却仍有其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