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得志执掌济南军区18年，期间政委换了四位，他们分别是谁呢？

1973年12月的一场大雾里，火车汽笛长鸣，杨得志离开了在山东相伴十八年的营房，赴任新的战位。车窗外的黄河渐远，他的思绪却在倒带：当年初到济南，身边的政委还是江西老乡舒同；而今，四位搭档的身影已被定格在记忆深处。回望这条不算平坦的路，既是个人履历，也是新中国军政体制一次次摸索的缩影。

1955年10月，济南军区挂牌，时任四十二岁的杨得志戴着少将军衔到任。山东战后百废待兴，军事指挥系统与地方建设交错，他肩头的担子不轻。那年冬天他收到任命电报，一句“务必确保华东门户安然”，让人睡不踏实。好在第一位走来的搭档让他心里有底，这人就是有“党内一支笔”之称的舒同。

“杨司令，咱得先把兵心稳住。”舒同落座后只说了一句，却击中了要害。1955年至1960年，两人像老友又像战友：一面抓训练，一面同省委对口，军地建制磨合见成效。舒同的书法洒脱，行军途中也不离毛笔，“临池不辍”四字，被战士们当成口号写在操场边。五年里，济南军区初具规模，战备演习成系列，舒同功不可没。1955年授衔，他佩戴上了中将肩章，与书法一道，成为士兵津津乐道的“亮眼组合”。

1960年局势突变，舒同调任北京。取而代之的是出身黄埔四期的曾希圣。与笔墨情怀不同，他的名片写着“情报”，暗线才是舞台。上任伊始，这位湖南人就拿出厚厚一本情报网名册，请示杨得志：“这些线还得养着，它们有用。”果然，沿海侦察、反渗透、保密教育，处处见成效。曾希圣军衔亦为中将，但在济南军区只短暂停留两年便调往北京，留下一句玩笑：“我在暗处，你在明处，配合得还行吧。”

1962年秋，谭启龙抵达济南。此前他已在安徽农村摸爬滚打多年，地方口碑甚佳。杨得志与他第一次并肩检阅部队，谭启龙故意放慢脚步，边走边与士兵聊天，“娃子们，枪不离手，地气也别丢！”这种接地气的作风让紧张的军心松弛下来。毛主席对谭启龙有知遇之情，虽无军衔，却声望甚高。三年间，他主持政治工作，拆掉机关高墙，把干部推向哨所与工地，士兵说：“政委跟我们一个锅里舀饭，心里亮堂。”济南军区的战备普训因此多了股浓烈的群众味。

1965年，津浦线的呼啸声中，王效禹走马上任。与前任不同，他从地方到军队，带着治大省的习气。最初，杨得志迎新同僚，热情周到，怎奈两人治军理念南辕北辙。王效禹偏爱行政管控，常用“一纸红头文件”统兵；杨得志却信奉“军事干部先上战场后进会议室”。时间一长，矛盾公开化：一个抓战备，一个忙事务，训练节奏屡被耽搁。1969年初春，中央经过调查，决定免去王效禹的军区政委职务。山东兵心复归整齐，但新的政委迟迟未补。

没有政委，怎么办？中央干脆让杨得志兼。军政双肩挑，旁人担心他分身乏术，他却沉稳应对。战备、民兵、三线建设、抗洪救灾，他样样亲临一线。1969年至1973年间，济南军区被外军情报部门评价为“华东最难撬动的堡垒”，这背后就是杨得志的身影。有人感慨：“这位43岁就当兵团司令的将军，再次证明了自己不止会打仗，还能管好一个大区。”

回头看那四位先后与他搭档的政委，各有本事：舒同善笔能文，重党性；曾希圣精情报，握暗钥；谭启龙贴地气，会得民；王效禹长行政，终因性格失之交臂。不同的风格，映照出军区从草创到成型的各个阶段，也映照出新中国军政体制在曲折中完善的轨迹。

至于杨得志本人，自红军时期的“先锋团长”到济南“十八年司令”，再到武汉军区的新岗位，他始终保持一个习惯：随身带着小本子，把新条例、地方社情随手记下。老战士说，那本本子掉色了三层封皮，字迹还密不透风。或许正是这种“不放过细节”的劲头，让他在风云变幻的岁月里稳稳站住脚。

列车驶过长江大桥时，远处灯火点点，江风扑面。有人问他对山东还有何牵挂，他摇头笑道：“换个地方继续冲锋，没时间多想。”这回答未必惊天，却足够真切。十八年四任政委，纷至沓去，而他始终如一——这便是杨得志的山东岁月赐予他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