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澎逝世三年后，乔冠华找到女儿，嗫嗫嚅嚅地说道：我想找个伴儿

1973年初春，人民大会堂的红毯上依旧回荡着外宾的脚步声，可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的脚步却明显慢了许多。外界只看到他在谈判桌前妙语连珠，却少有人留意到会议间隙他盯着茶杯出神——那里映出的，分明是已离世三年的龚澎。

追溯二人的相识，要回到1942年8月的重庆桂园。那天周恩来安排新人报到，低声介绍：“这是写国际评论的小乔，以后常跑外事口。”龚澎伸手时语速极快，乔冠华却愣了半秒才握上去。外事组里的同僚后来打趣：那半秒决定了日后二十七年的携手。

龚澎出生于1914年横滨，童年辗转南阳、广州、上海，饱尝兵荒马乱。十九岁考入燕京大学之后，她的英文比不少英国记者还地道，“一二·九”游行时直接用英文演讲，震住了在场的外国神父。这股锋芒成了她日后驰骋谈判桌的底气。

延安时期，她曾与朱德秘书刘文华缔结短暂婚姻。刘文华牺牲后留下的那封信，末尾写着“只望你不脱离群众”，成了龚澎多年警醒自己的座右铭。也正因此，她对后来频繁出入官邸的优雅生活始终保持距离——外套虽考究，兜里却常塞上次会议剩下的草稿纸。

乔冠华则是典型的“少年得志”。1913年生于江苏盐城，十五岁读清华大学预科，三十岁已能用德语撰写国际问题长文。1940年代在《新华日报》上署名“南冠”，毛主席看过几篇文章后笑言：“南边来了个敢写的老乔。”

抗战胜利后，二人一同转战香港、北平，再到1949年踏入北京城。建国初期，龚澎出任新闻司司长，乔冠华主管研究室。外宾眼里，他们是一对常在宴会上低语的中国“鸳鸯”。有人问乔冠华“你夫人最大的优点是什么”，他夹了块鱼肉才答：“急，但准。”

1969年，龚澎突发脑溢血。北京医院的白色走廊里，乔冠华几乎夜夜守到天亮。5月那次抢救，周恩来到场后只拍了拍他的肩膀，两人什么都没说。终究，1970年9月20日凌晨四点，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告别仪式上，乔冠华在花圈旁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没敢写落款。

此后整整一年，他把所有精力投进文件堆，可夜深了总要回到东堂子胡同的老宅，拿出放大镜看妻子的旧照。朋友劝他“别把自己关进影子里”，他只摆手，“我得先熬过去”。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乔冠华领衔代表团。纽约安理会那记“V”字手势定格世界，媒体称他意气风发，其实那枚银边眼镜后是一双通红的眼。返京汇报时，他在日程本上空出了整整一夜，却依旧没写任何计划。

时间推到1973年4月，北京已经开出迎春花。那天下午，乔冠华叫来女儿乔松都。父女对坐良久，他连续点了三次火才把烟点着，最终低声说出那句酝酿多日的话：“想找个伴儿。”一瞬间，他像在向组织递交请示，又像在向孩子讨一个理解。

这句话并不突然。孩子们早就注意到，父亲回家越来越晚，客厅的灯却开得越来越早。接话的瞬间，乔松都鼻尖发酸，仍努力平声答道：“您要幸福，我们支持。”短短十几个字，成了乔冠华重新迈向生活的许可。

同年冬天，乔冠华与张璇（时任外事翻译，后用名张瀛）开始交往。圈内传闻他先送了一本拉丁文诗集，上面只写一句话：“愿你替我翻到第十四行。”那行诗是贺拉斯的“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几个月后，二人在部机关食堂并肩取餐，熟悉的同事这才确认：传奇外交官终于走出记忆的长巷。

值得一提的是，乔冠华对旧宅陈设动了很小的改动。龚澎爱用的紫砂壶依旧摆在书架第二层，她的燕京毕业照也没收入抽屉。新生活就这样与旧时光交错：客厅里飘着淡淡的柏木香，书桌抽屉却仍压着那张写于1970年的挽诗。

1974年联合国大会期间，记者问他“叱咤风云是否源于家庭幸福”。乔冠华笑得轻，“家，得有人等灯亮。”这句回答，被美国《新闻周刊》引用，却很少有人能读懂背后那份历经生离死别后的平常心。

回看乔冠华后半生，1976年担任外交部长，1977年因工作调整离开前线。退休后，常在八宝山走走，顺道看看龚澎的长眠之所。管理人员注意到，他习惯轻声念一句“我来啦”，仿佛对方仍能听见。1996年，83岁的乔冠华病逝。按照生前要求，他骨灰盒旁放了一张合影：重庆桂园的老照片，照片里龚澎身着旗袍，正与年轻的乔冠华并肩而立，笑容恍若隔世却清晰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