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的伦敦,天气依旧阴冷潮湿。靠近泰晤士河的一家私人医院里,身着灰呢大衣的张发奎正躺在手术室外的病榻上,牙疼折磨得这位旧日“铁军”将领直皱眉头。门口突然传来脚步声,驻英公使郭泰祺推门而入,身后跟着一个略显消瘦的青年将领。张发奎只是抬头扫了一眼,便放下毛毯笑道:“郭公使,不用介绍,他我认得——河南临颍,咱们血里见过面。”青年人轻轻一笑,正是因热河失守而暂居欧洲的张学良。简短一句寒暄,把彼此六年前生死鏖战的往事统统拉回。
战场缘分要追到1927年5月的豫南平原。那年春天,北伐进入第二阶段,武汉国民政府一边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一边调集主力北上。张发奎率第一纵队(第四军、十一军及贺龙独立十五师)被临时改令西进临颍,阻击奉军。彼时奉系兵强马壮、坦克火炮一应俱全,张作霖命张学良亲临前线督阵,郑州到临颍不到百里,十几万大军辎重滚滚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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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南初夏本就闷热,双方却在黄河故道两侧摆开密集炮阵。5月27日拂晓,北伐军发起总攻。第四军副军长黄琪翔率第十二师猛扑小商桥,贺龙部则咬住城南侧翼。张发奎原想着凭惯技“运动穿插”一举拿下奉军防线,却被密集炮火硬生生压了回来。奉军在平原地带火力布设得如同钢墙铁壁,一轮轮榴霰弹在稻田里炸起泥浪,把北伐士兵逼得趴伏不起。
当晚,总指挥部里气氛凝重。有人建议暂且停手等待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渡潼关夹击,张发奎却梗着脖子说:“硬骨头就得趁热咬!”他把唯一的预备队——吴奇伟的二十六师——抽调上阵。次日凌晨,担任党代表的77团长蒋先云自告奋勇率百余人夜袭奉军炮兵阵地。“拼了!”这是他冲锋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三次冲锋后,炮声停了,硝烟里只剩蒋先云紧握驳壳枪的身影,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倒在阵地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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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炮一哑,奉军前线顿时骤乱。张学良从后方放下望远镜,心头生出不祥预感,旋即下令全线后撤,转移郑州一线,企图凭黄河天堑固守华北。临颍血战不过两昼夜,北伐军付出三千余人伤亡,却让奉系主力元气大伤,从此再无南下问鼎的本钱。战后,张学良在日记里写下一句:“第四军悍勇,实出意料。”
也正是这句评价,六年后成为伦敦病房里的开场白。“当年若非你部火力不足,我还真不想北撤。”张学良轻声调侃。张发奎掩嘴忍痛,却不免感慨:“我们拼命推炮,却连制式榴弹都不够,你那边坦克轰鸣,我只能让弟兄端着大刀往前冲。”说完,他摆手示意护士退下,似乎要把战场的血腥味也带出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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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氛稍缓,两人谈起各自境遇。张发奎因反蒋屡被排挤,第四军番号几度更迭,干脆远赴欧美考察;张学良则因“东北兵败”与“热河风雪”而心灰意冷,借公费疗养之机四处飘零。昔日敌手,如今都成了流亡客,正所谓“枪口相对易,同病相怜难”。这种微妙心理,让郭泰祺不禁暗暗咋舌:兵锋百万,不敌世事无常。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张姓将领对共产党人态度截然不同,却都在伦敦重新审视往昔决定。张发奎忆起蒋先云、叶挺等旧部,不时叹“若无那股信念,临颍真难拿下”;张学良则回忆西安行营里许多东北军参谋被红军俘虏却心生佩服的片段。短短数语,道尽国共错综、人心翻覆的尴尬。
午后,伦敦小雨初歇。张学良起身告辞时半开玩笑:“我们真是不打不相识,下次可别在医院见面。”张发奎扶着门框回以一笑:“但愿天下再无兵戈。”话音刚落,走廊尽头的医师示意准备替他上手术台。大门合上,回忆与硝烟一并被隔在厚实的橡木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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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跨越六年的相逢,并未改变两人命运。几个月后,张发奎重返欧洲侨界筹款,张学良则于1934年应蒋介石电召回国,赴豫鄂皖剿共。多年后西安又起风云,少帅毅然发动事变,而张发奎已淡出主流,投身抗战救亡。彼此的人生轨迹再次错开,却都在中国现代史的篇章里留下浓重墨痕。
假如时间能够倒流,或许他们依旧会于豫南平野刀光对举。可历史没有假设,只有一声轻叹和一句“珍重”。张发奎躺在伦敦手术台上,麻醉药味逐渐弥漫,他的眼前闪回临颍夜色,炮火、坦克、冲锋号……然后,一切归于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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