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1年的广州：当英国军舰开火时，我们的一代名将正在满城收马桶

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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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公元1841年，珠江的江面上，正上演着人类战争史上最荒诞的一幕：大清帝国的湖南提督、一代名将杨芳，正指挥着士兵在广州城内挨家挨户地搜集一样东西，不是粮草，不是火药，甚至不是砖石，而是——女人的马桶。

杨芳并不是疯了，他是在准备一场针对英国军舰的终极毁灭打击。

多年以后，当我们翻开鸦片战争的史料，往往会产生一种严重的割裂感：教科书告诉我们要记住“落后就要挨打”，要铭记坚船利炮的血泪，但当我们真正深入那些发黄的奏折和笔记，看到的却不仅仅是悲壮，更是一场让人笑不出声的黑色幽默。

大清的失败，真的仅仅输在器物上吗？

并不是，如果说英国人是用工业革命的物理化学在打仗，那么大清君臣则是在用《山海经》的神话思维和基于小农经济的经验主义在对抗。这是一场跨越维度的对话，更是一次认知层面的降维打击。

今天，老达子就来跟大家聊聊正史里那些荒诞的瞬间～

英国人的膝盖，到底能不能弯？

在战争爆发前，清朝上至皇帝，下至百官，对英国人有一个近乎迷信的共识。这个共识并不是来自市井传言，而是写在正儿八经的奏折里的。

那就是：洋人的腿，是直的。

在清朝人的认知里，英国人之所以还要穿那么紧的裤子，是因为他们的膝盖构造与华夏人不同，僵直不能弯曲。既然膝盖不能弯，那么他们一旦倒地，就绝不可能自己站起来。

这听起来像个笑话，但请看史料。

即便是被后世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在早期的认知里也没能逃脱这个怪圈。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则徐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写道：

“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

翻译过来就是：这帮洋鬼子除了枪炮厉害，近战格斗根本不行。他们腿包得像粽子，弯曲伸展都不方便，只要引诱他们上岸，他们就是废人。

这种认知直接决定了战争初期的战术制定，既然“击之即仆，仆不能起”，那还需要什么复杂的战术？浙江驻防将军就在作战计划中提出：准备长竹竿和钩镰枪。

战术逻辑非常“完美”，英军上岸——用钩镰枪扫堂腿——英军倒地——像翻乌龟一样爬不起来——清军上前生擒。

然而，当定海战役爆发之后，清军惊讶地发现，这些“僵尸”不仅能跑能跳，甚至还能翻越防御工事。前线的惨败并没有立刻修正后方的认知，这种信息差在那个没有电报的年代，成为了致命的毒药。

直到战争打了很久，还有人在向皇帝建议，只要在阵前铺满桐油或撒上豆子，洋人滑倒了就任人宰割。这不是段子，这是当时庙堂之上严肃讨论的国防策略。

当对手已经在研究弹道学和蒸汽动力时，我们还在研究对手的骨骼构造，这种认知上的代差，比火炮射程的差距更难跨越。

一代名将与马桶阵

如果说直腿论是认知上的无知，那么杨芳的马桶阵简直就是经验主义的巅峰悲剧了。

杨芳是谁？他可不是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在嘉庆、道光年间，他是赫赫有名的战神。平定白莲教，他冲锋陷阵，平定张格尔叛乱，他生擒匪首。他的一生，是在冷兵器时代的巅峰战争中度过的。

1841年，71岁高龄的杨芳被道光皇帝寄予厚望，奔赴广州战场。

然而，到达广州后，杨芳懵了。他发现英国人的军舰在江面上来回游弋，火炮指哪打哪，精准度高得离谱。

在杨芳七十年的战争经验里，这种“指哪打哪”是不科学的。当时的清军火炮，点火后飞哪儿去基本靠天意。杨芳无法用物理学解释这一切，于是，他只能在他熟悉的知识体系里找答案。

他的结论是：这是邪术。

既然是妖法邪术，那就不能用常规手段破之，必须用“厌胜”之术（古代一种巫术，用污秽之物压制邪祟）。

根据时人记载的《粤东纪事》描述，杨芳下令：

“遍收所用妇女溺器为压胜具，载以木筏出，列于海口。”

于是，广州城内的妇女马桶被征用一空，杨芳命人将这些马桶满满当当装在木筏上，作为前锋推向珠江中心，对着英国军舰摆开阵势。在他的设想中，只要马桶一出，对方的“妖炮”就会哑火。

结果可想而知，英军看着江面上漂来的这些散发着异味的木筏，毫不客气地一顿轰击，然后木筏碎裂，秽物横流，广州城沦为笑柄。当时还有人写诗讽刺：

“杨枝无力隐枯禅，粪土何劳污在天？自古愤兵多杀气，从来秽物不防边。”

杨芳的荒诞，不是因为他蠢，而是因为他过时了。他用农业文明积累了一辈子的胜仗经验，去解答工业文明的一道数学题。由于维度不同，他越努力，错得越离谱。

道光皇帝的灵魂三问

道光皇帝旻宁，在清朝皇帝中以勤俭著称，他穿补丁裤子，吃穿用度极度抠门，每天批阅奏折到深夜。但他不知道，勤奋的昏君，有时候比懒惰的昏君更可怕。

战争打了两年，到了1842年，英军已经逼近长江，道光皇帝竟然对他的对手还是一无所知。

在权威史料《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记录了道光在审讯英军俘虏（也有说法是询问大臣）时提出的几个问题。这几个问题，今天看来，简直是灵魂暴击：

第一问：“英吉利到回疆有无旱路可通？”

道光看着地图（如果他看的是《皇舆全览图》），发现大清西部有回疆（新疆），他想知道能不能派骑兵从陆路绕过去，偷袭英国的大后方。

他完全不知道英国是一个岛国，也不知道地球是圆的，更不知道从新疆到英国中间隔着多少个国家。他的思维还停留在汉唐打匈奴、打突厥的“陆权争霸”时代。

第二问：“该国地方周围几许？”

他想知道这个英吉利到底有多大，是不是像弹丸小国一样，能不能一口气吞掉。

第三问：“英吉利女主年几许？何以未择配？”

这是最经典的一问。听说英国是女王当家（维多利亚女王），道光大为不解：一个女人怎么能当皇帝？她多大了？为什么还没找婆家？是不是因为那是蛮夷之地，男人太少？

甚至有史料暗示，道光曾动过念头：如果女王没结婚，能不能通过和亲或者赐婚给某个藩王的方式，把英国纳为大清的藩属国，从而平息战火？

这就是大清帝国的最高决策者。

当维多利亚女王在通过议会讨论军费预算、研究蒸汽船的图纸时，道光皇帝还在用和亲、羁縻、陆路偷袭这些春秋战国时代的逻辑来思考全球化战争。

这就像两个人下棋，英国人下的是国际象棋，讲究兵种配合、吃掉王，道光皇帝下的是围棋，甚至是在玩过家家，他在想对方棋手的个人情感问题。

薛定谔的大捷

也许有人会问：皇帝不懂，前线打了败仗的将领难道不汇报实情吗？

这就要说到清朝官场那个致命的机制：报喜不报忧。

在鸦片战争中，诞生了一种奇特的文书体裁——欺君爽文，最典型的代表就是奕山。

1841年5月，奕山在广州被英军打得满地找牙，被迫签订了屈辱的《广州和约》，同意赔款600万银元，并让清军撤出广州城。

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惨败和投降，但是，且看奕山是如何给道光皇帝写奏折的。

他在奏折里编织了一个完美的剧本：

他说，英国人之所以发疯攻击，是因为他们欠了中国商人的钱还不上，又没饭吃，想求大赏。他们那是“乞求通商”，不是侵略。

至于那600万赔款，奕山在奏折里称为商欠，是替行商还给英国人的债务，不是战争赔款。 至于清军撤退，他说是因为洋人已经被我们天朝神威震慑住了，既然他们服软了，我们也要展示大国风度，暂时撤兵安抚一下，这叫羁縻。

道光皇帝看了奏折，龙颜大悦：“该夷性同犬羊……不值与较。” 他真的以为奕山把英国人打服了，或者至安抚好了。

于是，一个诡异的闭环形成了：

前线将领为了保乌纱帽，把战败说成抚恤，把赔款说成赏赐；皇帝坐在紫禁城里，以为天朝威仪尚在；英国人拿着银子和特权走了，以为中国已经答应开放。

直到下一次英军发现中国根本不履行承诺，再次开炮时，道光皇帝还是一脸懵逼：这帮人不是已经跪安了吗？怎么又来了？一定是前线将领安抚得不到位！

这种上下级之间的信息欺诈，比英军的炮火更有效地摧毁了大清的国防体系。整个国家机器，就在这种“皇帝被蒙在鼓里，大臣忙着编剧本”的氛围中，滑向了深渊。

老达子说

回望1840，我们大部分人都会感到很愤怒，但在这愤怒之下，更应该是一种深刻的警醒。

清朝的荒诞，不在于士兵不够勇敢，关天培在虎门战死，陈化成在吴淞殉国，他们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清朝的荒诞，也不在于国库没钱，当时的中国依然是GDP大国。

真正的荒诞，在于封闭系统对开放系统的必然崩溃。

当一个文明长时间处于封闭状态，它就会形成一套自洽的逻辑。在清朝的逻辑里，“腿直不能弯”是合理的，“马桶破邪术”是符合祖制的，“女主当国必有隐情”是合乎礼教的。

他们用自己那套农业社会的逻辑，完美地解释了世界上的一切，直到被工业文明的铁拳砸得粉碎。

对于那段历史，我们不仅要看到屈辱，更要看到思维僵化带来的恐怖代价。拒绝睁眼看世界，才是这个国家当年最大的“鸦片”～

关于鸦片战争，你还知道哪些让你“三观炸裂”的冷门史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