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尹放太甲：三千年前的惊天逆举，是贤臣匡国还是权臣篡位？

商汤灭夏建商不过十余年，朝堂便掀起一场震动后世的风波：开国元勋伊尹，竟将商汤嫡长孙、当朝君主太甲，放逐至商汤墓地桐宫思过，自己摄政主政！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贤臣匡正君主的大胆举动，被儒家奉为君臣相济的典范，却也因一份战国史书的记载，留下了三千年来的千古争议：伊尹究竟是救商于危难的忠臣，还是谋朝篡位的权臣？太甲的悔过复位，是真心蜕变还是武力夺权？

太甲的继位，本是商朝宗法传承的关键一步。作为商汤嫡长孙，他在叔父外丙、仲壬先后短命执政后，于伊尹的辅佐下登基，终结了商初“兄终弟及”的混乱，恢复了嫡长继承制。彼时商朝根基未稳，夏朝遗民虎视眈眈，周边方国尚在观望，四朝元老伊尹对这位年轻君主寄予厚望，亲作《伊训》《肆命》《祖后》三篇训辞，字字句句皆是治国箴言，从分清是非到恪守祖制，从体恤民情到坚守仁政，恨不得将商汤的治国之道悉数传授。

可年轻的太甲，终究没能抵挡住权力的诱惑。登基初期尚且谨小慎微的他，很快便暴露了骄奢暴虐的本性：废弃商汤“网开三面”的仁政，效仿夏桀造酒池肉林，为修宫殿强征数千奴隶，让黄河流域农耕停滞，民间怨声载道。他无视《汤刑》法度，加重百姓赋税，甚至认为伊尹的反复劝谏是“干政”，欲削弱其辅政之权。

伊尹的五次冒死进谏，换来的只有太甲的置若罔闻。眼看商汤一手打下的江山即将毁于一旦，这位年过花甲的开国元勋，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放君于桐宫。他将太甲遣送至商汤的葬地河南偃师桐宫，让其在先祖墓前反省过错，自己则暂摄国政，主持朝中大小事务。这一放，不仅震惊了朝野，更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以贤辅政、匡正君失”的先河，而桐宫的三年，也成为太甲人生的彻底转折点。

没有锦衣玉食，没有侍从簇拥，桐宫只有商汤的牌位和守陵老人的谆谆教诲。守陵人日复一日向太甲讲述商汤创业的艰辛：鸣条之战中身中三箭仍冲锋在前，讨伐夏桀时连野菜都难以果腹，定天下后轻徭薄赋、体恤万民。太甲亲眼目睹桐宫周边百姓的贫苦，对比自己在宫中的奢靡，内心深受触动。他开始亲手耕种陵墓周围的土地，体会农耕之苦；翻阅商汤留下的治国典籍，领悟“民为邦本”的道理；在先祖牌位前立下“改过自新，复我商邦”的誓言。

三年间，那个骄奢暴虐的年轻君主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知敬畏、懂体恤的统治者。他的悔过并非表面功夫，甚至在后来复位后，特意命史官如实记载自己被放逐的经历，这份对过错的坦诚，足见其悔改的彻底。而远在都城的伊尹，始终关注着太甲的变化，当得知他真正洗心革面后，这位忠臣做出了第二个令人敬佩的决定——亲迎归位，奉还政权。

伊尹带着朝中文武大臣，远赴桐宫迎接太甲返回亳都，将手中的政权完整交还，自己则重新回归臣位，继续尽心辅佐。这一还，尽显君臣之道，也让伊尹成为儒家口中“圣之任者也”的贤臣典范。而复位后的太甲，也用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的蜕变：他废除所有苛政，恢复商汤时期的轻徭薄赋，亲自到田间视察农情，推广新耕作技术，治理黄河水患；政治上强化中央集权，完善官僚体系，削弱诸侯权力，明确嫡长子继承制，对犯罪百姓先教化后惩罚；对外恩威并施，安抚夏朝遗民，与周边方国互通有无，让商朝疆域进一步扩大。

在太甲的勤政治理下，商朝迎来了开国后的首个稳定发展期，史称“太甲复位，殷道复兴”。他在位共三十二年，执政后期始终坚守初心，与伊尹君臣相得，将商朝治理得国泰民安，百姓安居乐业，原本观望的方国纷纷前来朝贡。死后，太甲被尊为“太宗”，成为商朝开国后首位获得“太宗”庙号的君主，与中宗太戊、高宗武丁并称为“商朝三宗”，成为后世贤君的标杆。

本该是一段君臣相济的千古佳话，却因西晋时期出土的《竹书纪年》，生出了截然不同的版本。这份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明确记载：“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 按照这个说法，伊尹放逐太甲并非为了匡国，而是为了篡位自立，太甲也并非悔过归位，而是隐忍七年，潜回都城发动政变，杀死伊尹后夺回王位。

这一说法让伊尹的形象瞬间反转，也让“伊尹放太甲”成为三千年前的悬案。但综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物，主流史学界更认可《史记》《尚书》的正统记载，而非《竹书纪年》的孤证。原因有三：其一，《竹书纪年》带有战国时期权谋政变的时代色彩，刻意颠覆儒家圣贤形象，且无其他同时代文献佐证；其二，出土的清华简中，《尹诰》《尹至》等多篇文献均记载伊尹多次劝谏太甲，通篇体现臣下立场，无任何篡位表述；其三，商代甲骨卜辞中，伊尹一直享受后世君主极高规格的祭祀，地位等同于商汤等先王，若他是篡位乱臣，绝不可能获此殊荣。

三千多年过去，伊尹放太甲的真相，早已在史料与文物的佐证下逐渐清晰。伊尹并非权臣，而是以天下社稷为重的忠臣，他的“放君”是迫不得已的匡国之举，“还政”是恪守君臣之道的赤诚；太甲也并非昏君到底，而是能直面过错、改过自新的明君，他的桐宫思过，是个人的救赎，更是商朝的重生。

这场发生在商朝初期的政治风波，不仅稳固了商朝的统治根基，更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文化遗产：伊尹成为后世贤臣辅政的标杆，让“以道事君，不可则止”的理念深入人心；太甲成为君主悔过自新的典范，证明了“知错能改，善莫大焉”的道理；而“伊尹放太甲”的典故，也成为中华文明中“君明臣贤”的经典象征，告诉后世：王朝的兴盛，从来不是君主一人的独断，而是君臣相济、以民为本的结果。

时至今日，再看这段历史，依旧令人感慨。在皇权至上的古代，伊尹敢为天下先，以臣子之身匡正君主之失；太甲能放下身段，以君主之尊直面自身过错。这份勇气与坦诚，跨越三千年时光，依旧值得我们深思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