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王爷街头摆摊，毛主席得知后给他安排工作：小摊就不要再摆了

1951年6月4日拂晓，牡丹江军马场霜气未散，七十岁的载涛立在“阅马台”俯视草原，千匹骏马奔腾而来，汗汽蒸腾。谁能想到两年前他还在北京德胜门外卖旧衣服谋生。被风卷去的王朝、被尘封的宗室身份，与此刻的马嘶声交织，像两条并不平行却被命运硬生生拉到一起的轨迹。

回到1949年的初夏，北京胡同口常有人围观一个衣着旧式、神情严谨的老人摆摊。摆在地上的多是缎面长衫、绣金腰带、象牙折扇，摊主对每件货物标价都写得一丝不苟。买主问价，他答得干脆，“这件十块，再少没有。”语气既像商人又像官吏，街坊暗暗嘀咕：原来是个怪脾气的老头。实际上，摊主是光绪帝胞弟、宣统帝叔父——爱新觉罗·载涛。

皇族没落早在辛亥之后便已开始，只是外人难见冰山之下的狼狈。最初，载涛凭变卖庄园田契与珠宝，勉强维持大宅开销；可手里那点产业终究抵不过日渐上涨的米面油盐。为了堵住“漏财”的窟窿，他解散账房，亲自记日流水，连一根铅笔都要报销。如此节流依旧难挡萎缩，他终于拉下脸，把满柜衣物分批拿到集市。

有意思的是，摆摊没多久，北平警方便给其中的几件宫廷旧物做了“文物备案”，街头小贩瞬间成了“流动博物馆”。人们凑热闹，他却坦然应对，“我没偷没抢，卖自己的家当，有什么见不得人？”那股子骨鲠让不少旁观者改了眼色。正是这份不求人、不附敌、不卖国的倔强，为他之后的际遇埋下伏笔。

1931年“九一八”后，日本特务多次登门，摆出高官厚禄诱他赴伪满洲国“辅政”。他只淡淡回绝一句：“亡国奴的饭，咽不下。”简单八个字，堵住了溥仪与日本人的联络管道。抗战期间，载涛干脆深居简出，把家门当作壕沟，既避战火也避圈套。这段经历后来被周总理听到，特地记在了笔记本上。

1949年9月，北京和平解放。周总理忙于筹建新政府，却抽空让人去摸查前清遗老的动向。转了一圈，工作人员在灰砖墙下找到了正在吆喝的载涛。“是那位王爷没错。”汇报送上中南海，毛主席看过后沉吟片刻，只写了七个字：“请来，安排适当工作。”于是出现了那张由毛主席亲签、年号“1950年8月10日”的任命书——“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

接到任命的第二天，载涛收摊，把剩余衣物全部捐给福利院，说得干净利索：“小摊不再摆了。”从此，霓虹闪烁的夜市少了位老宫人，军马场多了一位满族长者。马政局需要懂繁育又懂骑射的人，他恰好在八旗时代学过马政，对症下药。七旬高龄他仍坚持住在营区，只有周日才能看到他骑那辆旧飞鸽回家，二十里路，风雨无阻。

视察开始不久，他主动请命深入边疆。内蒙古草原、黑龙江林区、甘肃河西走廊，都留下了那身灰呢马裤的背影。一次在扎兰屯，他爬上土坡眺望马群后，对场长说了句玩笑：“这些马腿太细，得让它们多蹚沙地锻炼。”场长记下建议，三个月后骨架明显强壮。细节虽小，却被列入当年军马改良手册。

1955年7月5日的大会茶歇间，周总理把载涛引到毛主席面前。毛主席握手时问：“你可还和溥仪通信？”载涛赶紧摇头，“他在改造，我不便打扰。”主席笑了笑，“等他真正转变，你们做亲友的也要帮一把。”短短一句叮嘱，道出新政权对前朝遗族的宽厚态度。

1957年，他被推选为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那年他七十四岁，却依旧坚持骑车上下班。机关保卫处劝他坐车，他摆手：“我骑惯了，活动筋骨。”偶尔有人进屋求教，他必起身倒茶，遇到年轻干部不懂礼俗，他就翻出族谱、朝服图解，边讲边笑，说得满屋子津津有味。

在全国人大和政协的会议上，他常用一句开场：“我来自满族，代表五十六分之一。”接着不疾不徐谈民族团结与边疆建设。旁人感慨，这位旧王爷把自己“削”到普通公民的位置，却让发言更扎实。有人记录过这样一句：“爱新觉罗不是旧社会的标签，也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这话虽简单，却透出他真实的心态。

1970年深秋，载涛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八十三岁。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那里英雄云集，他不以王爷自居，只让墓碑写：“中国人民解放军马政局顾问、北京市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爱新觉罗·载涛”。再无华丽谥号，却把一生立场写得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