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干二十多年大军区一把手，被免去4个职务，等待5年工作没着落

1949年8月，兰州火车站汽笛震耳，32岁的冼恒汉跟在西北野战军纵队里，从硝烟中走向新生的城市。谁也没想到，这位在西北闯荡半生、后来稳坐大军区政委宝座的人，会在二十多年后经历四道免职令，独自徘徊在北京街头整整五年。

回溯更早一点，1936年冬，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刚满月，陕北高原的冷风让年轻战士的棉衣呼呼作响。冼恒汉在政治部做干事，跟着部队在绥德、保安一带跑前跑后。大伙儿都说这位广东孩子吃得了苦，心里有股子韧劲。抗战、解放战争，两场鏖战把他磨成了“西北通”。

建国当天，西北军区挂牌，冼恒汉则在司令部政治部坐上副主任的椅子。1955年西北军区撤销，新设的兰州军区要找个懂西北又擅长政治工作的带头人，他顺势成了首任政委。一把手一干就是二十多年，枪杆子与秧田双肩挑，既要抓战备，也要帮地方开沟修渠。

甘肃穷，黄土厚，春天一刮风人都睁不开眼。冼恒汉盯上水利，他拍着桌子说：“先把渠挖通，再谈别的。”仅是酒泉、民勤一带的渠道改造，就让几万亩荒地泛起了绿意。这些“接地气”的政绩，让当地群众把他当自家长者，逢年过节少不了往军区门口送一筐苹果。

然而，兰州铁路局的旧账像钉子，怎么也拔不掉。铁路局隶属铁道部，可车站、线路又压在甘肃地盘，中央文件一下来，既要“军管”，又要“群众自己起来”。局里两派对立，互不服气。1967年，军队支左，冼恒汉奉命站队，他收到的指示只有四个字：“支持红三司”。

“这是命令！”他在一次碰头会上语速很快，底下人却面面相觑。支持了红三司，另一派便炸了锅。僵局拖到1974年，铁道部长带队重整，原先被打压的一派起死回生，双方积怨更深。两千多干部的去留，竟成了省里与部里拉锯的焦点。

1976年春，电话声骤响，“再去兰州收尾。”对面只留下一句干脆指令。冼恒汉硬着头皮赶回，复职一批当初被撤的骨干，谁知“四人帮”倒台后，封存的恩怨统统被掀开，铁路系统几乎瘫痪。有人总结说：这是“支持一派压一派”的典型错误。

1977年6月15日，在京西一间会议室，他的名字连同四个职务被划掉：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文件用词平静，只写“另行安排”。他点头签字，连申辩都省了。那年他六十岁，自认还能再冲刺，却被告知暂时“休整”。

从此，北京西郊军队招待所的院子成了暂居地。每天清晨，他沿公主坟到玉渊潭走一圈，午饭后翻军史、写批注。看门老兵说：“冼政委最怕太阳下山，夜深人静，没有命令可等。”五年里，调令迟迟不来，昔日同僚陆续复出，他却始终挂在“候补名单”。

1982年春，兰州军区来电，邀请他回去“配合审查”。冼恒汉心里犯嘀咕，又不愿回避。抵达兰州后才晓得，审查只是序幕，真正的决定是：退出现役，降为师级离休。会场气氛压抑，他沉默片刻，只抬头问一句：“组织需要吗？”无人作答。

消息传回北京，人们惋惜。照理说，他在西北的土壤里埋头苦干，战功、政绩都摆得出来，诗句里的“高天厚土”在他心中早已变成沉甸甸的责任。可惜政策一变，战功与责任都挡不住那张薄薄的文件。

不过，事情并未就此定格。地方和部队里不少老同志替他说话，1985年，他的离休待遇提升到军级，党籍也获恢复。此后每逢抗战、解放纪念活动，总能见到他端坐前排，西装外罩一件旧呢大衣，精神矍铄。有人问苦不苦，他摆摆手，“能喘气就行”。

1990年代，冼恒汉偶尔回甘肃，旧部簇拥，乡亲围拢，他笑着说自己是“回乡看枣树”。昔日灌溉渠旁新栽的白杨已成林，那是他最愿意看的风景。

冼恒汉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时，桌上放着一本密密批注的《兰州铁路志》，封面边角磨得发白。熟悉他的人感叹：这本书他反复看了十几年，想明白的也许不只是铁路局那场纠葛，更是军人听命与地方治理之间的微妙尺度。

几十年兵荒马乱，他曾高升，也曾坠落。四纸免职令、五年无着落，并没有抹掉他在西北留下的灌渠与防沙林。位置会变，功过自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