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斯诺问周总理：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人怎么样？周：不怎么样

1960年9月的一天，北京密云水库碧波无风。周恩来陪同久别重逢的埃德加·斯诺坐在小艇里，谈笑间水面闪着银光。周恩来指着远处巍峨的水坝，说那是新中国刚修好的“大机器”；斯诺则掏出随身笔记本写写画画。小艇靠岸前，斯诺忽然笑道：“二十四年前，你对蒋的评价我一直记着。”一句话，把两个人的思绪拉回到了1936年的陕北。

1936年6月中旬，华北正闷热。斯诺从北平潜行出发，他在护照上写的是“考察黄土高原风俗”；真正的目标却是被国民政府连年围剿、在媒体嘴里仿佛“禁区”般的陕甘宁边区。那时他同时为《每日先驱报》《太阳报》等多家报社供稿，胆子自然不小，可即便如此，他仍在行囊里塞了几盒美国产的骆驼牌香烟——总要以防万一。

艰难跋涉后，他抵达白家坪。黄昏的空地上，一个身着旧布军装、留有稀疏胡须的年轻军官先敬礼后开口，英语发音极准：“Welcome to Baoan，I’m Zhou Enlai。”没有隆重仪式，也没有层层岗哨，斯诺心里咯噔一下——赏金八万大洋的“周副主席”竟如此朴素。两人简短寒暄，周恩来吩咐李克农安排食宿，说转天详谈。

天色微亮，窑洞里的油灯尚未熄，周恩来已经备好一张92天采访日程表：采访部队、访问村落、会见干部，全权开放。斯诺心里直呼痛快。正商量细节，他忍不住抛出几个问题：“苏区前景如何？”“革命会不会夭折？”周恩来放下茶碗，声音不高却坚硬：“抗日将是必由之路，也是胜利之路。”

话锋一转，斯诺提出记者都无法回避的话题：“蒋介石作为军人怎样？”周恩来微笑，却只吐出三个字：“不怎么样。”稍作停顿，他才补充道：“战术上他模仿拿破仑，却没有拿破仑那股死战到底的士气；指挥一个团也好，一个师也罢，总爱摆英雄架子，结果把仗打糟。”这一评语掷地有声，斯诺暗暗惊叹——如此直白，当真少见。

客观说，那几年蒋介石在江西、福建、广东多线出击，屡屡调兵却收效有限。长城抗战失利后，北平的大门更是洞开。周恩来抓住的正是蒋的软肋：兵力虽多，却习惯机械追击，忽视士气与民心。对照史实，这番点评并非口舌之快，而是基于战场真实表现的冷静判断。

随后的三个月里，斯诺跟随红军辗转千里，采访毛泽东、贺龙、徐海东，也记录普通士兵的日常。行军途中缺盐少油，他和战士一样啃黄米团子；夜宿土窑时，大家围着马灯讨论国际形势。那些被官方报纸描绘成“匪徒”的人，在他眼里分明是意志顽强又乐观的队伍。回到北平后，他把所见所闻写进《红星照耀中国》，书稿很快在伦敦出版，反响惊人，一夜之间“红区”面纱被撕去。

抗战爆发，北平沦陷。斯诺家成了抗日青年的临时驿站，他把邓颖超化装成女佣护送到天津的故事，由于危险性太高，直到多年后才公开。那趟旅途里，他对日军小队长递上一整盒骆驼烟，嘴里念叨：“American friend，顶好。”旁人看似机智周旋，其实更包含对朋友安危的沉甸甸责任。

1950年代的东西方冷战，让斯诺与中国隔海相望近二十年。直到1960年再访，他已不再是单纯的战地记者，而是中国领导人认可的“老朋友”。周恩来陪他游密云水库，又安排他南下北上看建设现场，甚至让他采访末代皇帝溥仪。斯诺后来坦言，自己像读续集一样，见证了另一番中国。

1964年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两周后，斯诺第三次访华。西花厅夜谈，他提出想采访核计划负责人。周恩来爽快回应：“我就是总指挥。”随即递给他十二张现场照片，并叮嘱可以公开。《新直言》周刊刊登后，很多持保守立场的西方报纸也被迫转载。周恩来懂得媒体规则：让“靠得住”的外国人说话，比自我吹号角更有效。

从1936年的黄土高原到1960年代的密云水库，周恩来与斯诺的交游跨越了烽火与冷战。两人一个是中国革命家的核心人物，一个是美国新闻界的独行侠；彼此欣赏，又彼此利用，但更多时候，他们分享的是对真实与公正的坚持。周恩来那句“在战术上他是外行”，不是饭桌吐槽，而是冷峻军事判断；斯诺执意传播这句话，也为读者打开了理解中国内战的一扇窗口。后来蒋介石再南迁、再整军，依旧难改战略被动，这句评语在事实面前不断被验证。

1972年2月15日，斯诺病逝于日内瓦诊所。翌年深秋，他的一半骨灰安放在北大未名湖畔。碑文十七字，出自周恩来手笔：伟大的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之墓。湖水无声，却见证着两位异国朋友在跌宕年代结下的罕见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