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失联15年，三位将军为他作证，他去世后七大军区发来唁电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七日清晨，贵州省贵阳市殡仪馆门前哀乐低回。七大军区的唁电整齐摆放，这位并不起眼的遗体旁，却站满了披着大衣、头发花白的老兵。名字写在花圈中的“孔宪权”三个字，让很多在场官兵第一次知晓，原来他们身边曾有这样一位传奇。

稍早一些时候，总参办公厅曾接到来自兰州军区的加急电话。“这位同志背景可不简单，他是长征老侦察参谋，只是失联多年。”电话那头的军人语气急切。随后，各大军区迅速核实，唁电才汇集到贵阳。人们惊讶：一个籍籍无名的副科级离休干部，何以惊动七大军区？

故事要从七十多年前说起。

一九一一年二月，湖南浏阳的一个贫寒农家迎来了一名男婴，他就是孔宪权。幼年时代，饥饿与鞭笞是每日常态。那片蛮横的地主庄园里，孩子只配做下人，连狗都敢欺负。童年的他常被逼着日夜放牛，饭却捞不到一口饱。一次牛被故意放走，主人举鞭怒吼，瘦弱的小身子在鞭梢下血痕累累。就在命悬一线的时刻，一名胸前佩着红五星的青年闯进院子，大喝一声：“住手！”那是红军侦察员，也是孔宪权第一次见到红色的希望。

压迫与救赎的强烈反差在少年心里烙下印记。两年后，战火烧到浏阳，红军建立赤色政权，分田地、打土豪。十七岁的孔宪权扛着锄头主动报名，在地方武装里站上哨位。1930年2月，他穿上灰布军装，成为红三军团的一员；两年后，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战火四起，他跟随部队转战湘鄂赣苏区，在反“围剿”中练就一身摸排本领。

一九三五年二月，遵义城北，寒风裹挟着细雨。中央军委决定强攻娄山关，红三军团担任主攻。作为司令部侦察参谋，孔宪权带队潜入关前。几夜潜伏，他摸清敌人暗哨换岗规律。天未亮，他一把扔出冷枪，俘来哨兵，撬开防线。随后亲率二十余名突击手直扑南侧黑神庙指挥所。敌众我寡，可红军的拼劲让守敌心惊。冲锋途中，他左髋挨了六弹，十二处血窟窿，仍扛着冲锋枪死死压制对方火力。后来有战友回忆：“老孔那会儿像一只打不死的虎。”

弹雨停歇，娄山关红旗飘扬。然而，伤口太深，连夜手术仍未取净碎骨。那一年，长征队伍继续北上，他却被留在遵义郊外养伤。左腿内缩十公分，走路一瘸一拐。从此与部队通信中断，仿佛突然从军史中蒸发。

没有枪，也要活下去。三十年代末到解放初，他挑着百货担子走遍湘黔川边，卖棉布、修屋顶，夜里靠油灯抄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流落民间的十五年，他不敢暴露身份，更不肯向生活低头。有时被人盘问来历，他总笑着托词：“旧军里混过，有啥好说。”心底那张入党志愿书，却从不离身。

1950年深秋，贵阳街头贴出一份《解放军战友通讯》。照片里，贵州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的熟面孔让他热血翻涌。当晚，他写下两封厚厚的介绍信，言辞恳切却朴素——“本人系原红三军团侦察参谋孔宪权，负伤失散十五载，请组织审查。”信寄出，他却并未抱太大希望。

没几周，回信飞抵。杨勇一句话读来让人动容：“老孔，你终于回来了！”苏振华随即联系原三军团领导黄克诚，请他以“老政委”名义作证。三位将军的签名成为最有力的证明。组织为孔宪权恢复党籍，并任命其为贵州省遵义专区第七区副区长。走马上任那天，他拄着拐杖来到机关，先在走廊里敬了一个军礼。

此后二十余年，他奔波在乌江沿岸的乡村，调解山林权属、推广水稻良种，修过郊外的小水库，也帮寒士的孩子重返课堂。腿脚不便，照样走山路；行李不过一件旧帆布包，里面仍夹着那份血迹斑斑的入党志愿书。

八十年代末，身体每况愈下。年届七旬，他仍坚持给新兵讲战场经历，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冲锋时脑子别想太多，心里只装人民。”1988年秋，他病危住院。闻讯而来的老战友屈指可数，更多人早已长眠于湘江、雪山、草地。然而，等他弥留之际，二十多封电报先后送到病房——来自北京、沈阳、兰州、济南、广州、成都、昆明七大军区。电报里，没有一处溢美之词，只写着：战友孔宪权同志永垂不朽。

晚七时许，他安静离世，终年七十八岁。走得极平静，像一次完成任务后的卸枪归队。治丧小组整理遗物时，发现那张已褪成褐色的志愿书，上面仍能辨认出当年黄克诚的字迹。有人轻轻问道：“这纸怎么一直保存得住？”老护士答了一句：“因为他心里从未丢。”这句话，成为送别仪式上的悼词。

孔宪权的名字未必出现在教科书最显眼的位置，可他的故事却跨越七大军区。战争给他留下了残躯，却掩不住一颗赤诚之心。或许，这正是老红军真正的勋章与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