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我军4名飞行员惨遭杀害，毛主席下令：机组人员配备冲锋枪

1956年仲夏的一天，南苑机场塔台里传出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西南方向再次发现不明电台活动。对于刚诞生七年的人民空军来说，西藏高原那片云海后的暗流并不亚于正面战场。彼时的西藏虽已于1951年和平解放，但境外势力暗中插手、本地上层贵族暗自串联，局势愈发复杂。

高原反革命武装的坐标，最早由兰州军区侦察兵在1957年冬季标定。他们给自己取了个听上去颇为神秘的名字——“曲细岗珠”。从骚扰百姓到伏击巡逻分队，手段一日比一日毒辣。美方的情报人员则在帕米尔高原另一端递上资金与武器，怂恿其打出“独立”招牌。对方吃定了大山阻隔，认为中央鞭长莫及。

兰州军区不打无准备之仗，他们先拉来几卡车头目观看实弹演习。巨大的震爆声在那片稀薄空气里回荡，炸点一一命中，山体滚石四散。有人在烟尘里瑟瑟发抖，嘴上却仍称“定当悔过助政府”。然而，转身下山后，冷枪冷炮又朝着解放军阵地响起，和平劝降的余地被彻底掐断。

平叛的棘手之处在于地形。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的地貌，令步兵腿脚慢、炮兵射角低，许多要点只能从空中寻找突破口。于是，空军25师成了整场行动的尖刀。那会儿的IL-12和AN-2虽然皮实，却不适合长时间在高原稀薄空气里“扛温度”。副师长孙守桢对此心知肚明，可任务催得急，侦察、投传单、引导火力，一环都不能少。

1958年初春，孙守桢率三名机组人员执行勘察。发动机温度表一路红到顶，跑道又少得可怜，只能硬着头皮寻找一片草甸迫降。机体砸在冰面上，铝皮扭曲。他们没等到救援，永远留在了雪线下。空军随后给每架飞机加装散热器，还增设应急备件，但隐患并未完全消除。

同年10月3日清晨，青海玉树简易机场气温零下四度。周庭彦与驾驶员王天惠、机械师冯金山、报务员沈为民登上一架IL-12，任务和往常差不多：空投劝降书、测绘叛匪藏匿点。“老周，油路没问题，关键是发动机温度别失控。”机务长拍拍机身说。周庭彦笑了笑：“放心，干完这一趟，晚上回去给你带酥油茶。”

07时40分，飞机起飞，沿三江源空域前出。09时许，总指挥部失去信号。最初谁也没多想，高原电磁环境混乱，掉链子很正常；可是临近返航时依旧毫无回应，气氛骤冷。10月6日，搜救机在安多县一处山谷找到残骸。风吹起机腹的铝板边缘，阳光下锋利得像刀。四位同志遗体散落在碎石间，子弹壳密布，血迹早被干风风化，唯独斑斑锈迹提醒着最后的激战。

法医初检发现，四人均中弹多处，另有刀砍痕。他们的手枪弹匣全空，扳机卡在最后一次击发的位置。当地叛匪搜掠后便匆匆遁走，连机身里的航图也未曾拿走。那一刻，搜救官兵红了眼：“要是他们手里有冲锋枪，情况未必如此！”

噩耗直传中南海。毛主席听完汇报，沉默良久，只丢下一句：“每架飞机，必须给同志们配冲锋枪，子弹十匣，不准再赤手空拳。”随后编号为“空三字第○一号”的电报飞抵各军区空军机关：除手枪外，机组统一加发56式冲锋枪，并配给手榴弹。此令生效速度极快，空后系统三天内完成首批调配。

武器升级并非面子工程。冲锋枪射速快，近距离火力凶猛，尤其在迫降后能顶住叛匪蜂拥式围攻。这项措施后来写进《高原航空勤务规程》，成为空军野外生存条款的核心。值得一提的是，陆军山地分队也同步改良了搜索救援程序，配套空地无线电识别暗号，避免了误机、漏机现象。

配枪之后，西藏战局很快出现拐点。1959年春，米拉山口以北的木嘎峡谷，叛匪试图仿照过去的“逼停射杀”战术，向一架紧急降落的AN-2冲去。机长陈祖德打开侧门，56式持续点射，配合地面巡逻排封锁缺口，仅十分钟就稳住局面，机体无一人伤亡。此役被空军内部戏称为“山口试枪”，也让那些依赖冷枪冷炮的蛰伏者彻底断了念想。

三年平叛进程艰苦而漫长。到1960年末，“曲细岗珠”骨干被全部歼灭，境外势力的空投点被逐一封堵，青藏高原的天空再次恢复宁静。军事档案里清楚记录：自1958年10月主席下令后，机组因武器装备不足而出现的非战斗减员为零。这串数字，成为后人生动的安全教科书。

遗憾的是，孙守桢与周庭彦4人再也无法听见高速螺旋桨的鸣响，但他们用生命敲响的警钟催生了制度，拯救了此后无数同行。山风依旧，但冲锋枪和十匣子弹，陪伴每一位高原飞行员踏上新的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