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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上有个很火的观点,说“明朝距离资本主义只差临门一脚,结果被清朝毁了”。
这个说法听着好像有点道理,毕竟明朝商业也确实有一定的发展,但真要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完全站不住脚。
明朝别说差临门一脚了,连资本主义的边都没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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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宋朝才是真正更接近资本主义的时代,要论商业繁荣、政策灵活、制度合理,宋朝甩明朝好几个身位。
下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为什么明朝和资本主义根本不沾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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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明朝的商人地位,那真是低到尘埃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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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不是简单地看不起商人,而是从法律和思想层面彻底把商业发展给掐死了。
《大明律》直接把商人排在士农工商的最末等,连穿绫罗绸缎都不允许,更别提商人子弟参加科举入仕了。
换句话说,商人家庭的上升通道被彻底堵死了。
社会上也形成了一种鄙视商人的风气,士大夫阶层普遍认为商人“重利轻德”,不愿和他们有任何往来,甚至连联姻都不可能。
官府对商人更是层层盘剥,关卡林立、重复征税,商人连个“活路”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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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你是个坐商的话,得交所谓的“门摊税”,这个税率官府是说多少就多少,完全随意。
如果商人跟官府有纠纷,打官司多半也是被压着打,官府根本不可能站在商人这边。
可以说,除了那些依附权力的“官商”还能勉强活下去,普通商人根本没有发展空间。你想在这样一个环境里谈资本主义萌芽?完全是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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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说明朝的经济政策。
自古以来,中国的经济政策都偏重农抑商,但这个“重农抑商”也是相对的,随着社会发展,商人的地位其实是在一步步提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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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宋朝,商人地位大幅提升,海外贸易也极为发达。但到了明朝,却来了个大倒退。
朱元璋打下江山后,直接确立了以农业为核心的经济政策,提出“寸板不许下海”,彻底禁止民间海外贸易。
他的逻辑很简单:只要大家种地,国家就能养活了,商业没什么必要,反而可能危及统治。
所以在明朝,商业和海外贸易被完全压制了,只剩下官方的“朝贡贸易”还在勉强维持。
更要命的是,明朝的祖制具有绝对的权威性。朱元璋定下的规矩,后世皇帝基本不敢改,导致政策僵化到极致。
比如到了崇祯年间,国库都快空了,军队连军饷都发不出来,但按照祖制,皇帝还是得按时给朱家宗亲发岁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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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死板的祖制,让整个明朝根本没有什么调整空间。
而反观宋朝,就完全不一样了。
宋朝的政策非常灵活,祖制并不是不可逾越的,比如庆历新政、熙宁变法,都是根据时代需求进行的调整。
正是这种灵活性,才让宋朝的商业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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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源,还得从朱元璋的出身说起。
朱元璋祖上八代贫农,小时候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这种成长经历决定了他的思维格局。
他认为种地才是国家的根本,商业在他眼里完全是“可有可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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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制定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为了保证老朱家的江山能稳稳当当地传承下去。
至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他根本没这个意识。
这种思维,直接决定了明朝的经济政策只能围绕农业打转,商业自然就被压到最低。
朱元璋在位期间,倾尽全力为后代铺路、扫清障碍,却完全没有站在国家发展的高度去思考问题。这种格局注定了明朝不可能为资本主义创造条件。
再来说明朝的中枢制度,这也是个大问题。
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表面上看是加强了皇权,但实际上却让国家治理出现了严重的缺陷。宰相多是从基层崛起的读书人,既有视野又有能力,由他们主持政务,国家才有可能推动改革、向资本主义发展。
但明朝废掉宰相后,虽然设立了内阁,却始终被锦衣卫、东厂、西厂这些特务机构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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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阁大学士直到嘉靖年间才真正掌握宰辅级别的权力,但即便如此,内阁的权力也远不如宋朝的宰相。
反观宋朝,宰相制度非常完善,像寇准、王安石、富弼、韩琦这些执政者,都是手握大权且能力超群的人物。
他们推动的改革,比如熙宁变法,直接让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更适应当时的发展需求。这种制度设计,才是商业繁荣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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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明朝,宋朝在各方面都更接近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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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宋朝的商人地位显著提升,商人子弟可以读书科举,这就从制度上为商业发展留足了空间。
宋朝的政策非常灵活,可以根据时代需求进行调整,比如庆历新政、熙宁变法,都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改革。
再看中枢制度,宋朝的宰相拥有较大的权力,能够有效推动国家发展。
而且宋朝的海外贸易和国内商贸都极为繁荣,比如“市舶司”就是专门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贸易规模远远超过明朝的朝贡贸易。
可以说,宋朝才是真正具备商业发展和孕育资本主义条件的时代,而明朝在这方面完全无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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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明朝在商人地位、政策导向、制度灵活性、中枢治理等方面,都存在严重的问题,根本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萌芽。
所谓“明朝差临门一脚到资本主义”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误解。
相反,宋朝才是真正接近资本主义的时代,无论是商业环境还是制度设计,都远远优于明朝。
明朝的商业发展被制度和思想双重压制,重农抑商政策更是开了历史的倒车。
朱元璋的思维格局和中枢制度的缺陷,进一步扼杀了商业发展的可能。说到底,明朝根本没站上资本主义的门槛,真正“差临门一脚”的,只有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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