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最早什么时候滋生夺位之心？

关于李世民的夺位/夺嫡之心，如果只看史书中的“表面叙事”，李世民直到玄武门之变的前一刻还搁那犹豫不决……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认为李世民开始有夺位（夺嫡）之心或者说李世民和李渊父子二人关系变味应该是在其平薛举后，因为这前后发生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

①李渊卸磨杀驴：

将夕，大军继至，四面合围。诘朝，仁杲请降，俘其精兵万余人、男女五万口。……获贼兵精骑甚众，还令仁杲兄弟及贼帅宗罗睺、翟长孙等领之。太宗与之游猎驰射，无所间然。贼徒荷恩慑气，咸愿效死。

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李世民在薛仁杲请降后，俘虏了其万余精兵。须知薛家的精兵在当时战力可是很强悍的，李世民自然要将这些人收归己用。

于是接下来李世民对薛家部队的高层将领们展开了怀柔，李世民不但让他们继续统领原来的部队，还与这些人兄弟相处，放心和他们游猎驰射。

李世民的收服最终大获成功，所谓“贼徒荷恩慑气，咸愿效死”，也就是说包括薛仁杲在内的一系列薛家军高级将领已经彻底对李世民服了，愿意为其效死。

这些将领本该成为李世民秦王府的宿将，然而当李世民带着这群新收服的兄弟们回到长安后，李渊出手了 ：

乘胜进薄其折墌城，仁杲穷蹙，率伪百官开门降，太宗纳之。王师振旅，以仁杲归于京师，及其首帅数十人皆斩之。

当李世民得胜回朝后，已经彻底被李世民收服的薛仁杲以及他手下数十名高级将领全部被李渊下令斩首……

史书中并没有记载李世民当时的反应，但我们可以想象出李世民当时绝对是悲愤交加的，也应该在李渊面前据理力争，然而都没用，他即使刚刚立下大功，但此时的他还是个弟弟（字面意思，即立下大功后需要敲打的次子）。

李世民在收编薛仁杲精锐时展现出个人有意或无意的“野心”，与李渊果断对已收服降将的残酷清洗形成鲜明对比。

你说李渊这个政治老登是如何看待他这个能征善战的二儿子的？而李世民在杀降事件后，又将如何看待他这个父皇？

②刘文静的归属：

刘文静是李渊太原起兵的元谋功臣，李渊称帝后虽然公布了太原元谋功臣名单一共17人，但其实里边真正起到关键作用的就裴寂、刘文静、李世民三人。

李唐开国后，刘文静独掌审核诏令的门下省（窦抗只是兼任），地位上与裴寂以及李世民并列。

然而在平薛举事件中，刘文静的“组织关系”出现了转变：

会薛举寇泾州，命太宗讨之，以文静为元帅府长史。遇太宗不豫，委于文静及司马殷开山……文静用开山计，出军争利，王师败绩。文静奔还京师，坐除名。俄又从太宗讨举，平之，以功复其爵邑，拜民部尚书，领陕东道行台左仆射。

李渊派李世民讨薛举，刘文静成为了李世民征薛举时的元帅府长史。后来因李世民生病，刘文静代掌军权，于是第一次浅水原之战唐军在刘文静领导下大败，刘文静被削职除名。

随后刘文静又跟随病好后的李世民解决掉薛举之子薛仁杲（薛举击败刘文静后就病死了），然而战后刘文静虽然恢复了爵位封邑，却失去了中央决策核心层的纳言，转而担任了李世民领导的尚书省下的民部尚书，还领了李世民陕东道行台的左仆射。

首先刘文静任李世民元帅府长史是李渊有意为之还是李世民和刘文静的双向奔赴？

这点很重要，如果是前者那就是李渊派刘文静去“监军”的，如果是后者就说明刘文静在当时已经成了李世民的人。

根据发展脉络我倾向于前者，当时“夺嫡”还没开始，以刘文静当时的地位，他完全没有必要主动投入李世民麾下寻求庇护或站队。第一次浅水原之战中，刘文静不听李世民的建议，执意出战惨败也能表现出二人当时的关系。

刘文静和李世民正式结为政治盟友应该就是在他打了败战被削职除名后，刘文静此时急需“一雪前耻”恢复自己的政治声誉，因此他大概为此向李世民表达了政治上合作的意愿，也在战后刘文静进入了李世民陕东道行台的班子。

刘文静的转变同时也是李渊和李世民父子二人关系“变味”的重要时间节点，最大的“元谋功臣”三人，其中两人结成了政治盟友，你说在李渊的视角里这意味这啥？

李渊杀薛仁杲等人的操作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了？

所以你会看到后来山西出现问题之后，李渊先让李元吉处理，再派裴寂，最后实在没办法了才派出李世民，父子二人的关系已经开始变味了。

李世民不管有心还是无意，他收服薛仁杲部众以及和刘文静结为政治同盟这两个事件，已经让他成为了皇帝李渊的“眼中钉”，杀薛仁杲等只是第一个下马威。

后来刘文静被诛时，李世民虽为其求情，但言辞仅限于“止以文静为觖望，非敢谋反，极佑助之”，这种克制态度折射出李世民当时的“自保”心态。

所以说李世民的心态大概在平薛举之后已经出现了转变：他不能再任人拿捏了，即使这个人是他亲爹。同时也教会李世民一个残酷真理：在权力游戏中，父子兄弟亲情不过是过眼云烟。

相比李渊用传统君权思维不断敲打和制衡，李世民则靠军功垒起了权力高塔，这也是李渊口中所说的：

他日，高祖呼太宗小名谓裴寂等：“此儿典兵既久，在外专制，为读书汉所教，非复我昔日子也。”

“典兵既久，在外专制”的李世民，最终走向了“玄武门之变”的道路。

李世民在平薛举事件后的认知的觉醒，远比玄武门前的刀光剑影更值得注意。他真正的憋屈时刻就是在武德元年，史书中后来的那些委屈和不得已并不但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