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2月的一个阴雨夜,台北士林官邸灯火通明。随侍卫兵回忆,老人翻看旧日战报时,忽地重重一拍桌子,嘴里蹦出一句:“都是那两个人!”情绪之激烈,让在场人员面面相觑,不敢作声。
这句突如其来的抱怨并非偶发。自1949年12月渡海退据台湾后,蒋介石一直把失败归咎于外因。他的日记多处出现两个人名:马歇尔与李宗仁。七八十年代,日记公开节选,外界才得以窥见他对二人长达数十年的怨恨。
马歇尔是美国五星上将,1945年底受杜鲁门之命来华调停。彼时抗战硝烟刚散,中国满目疮痍。马歇尔主张各方先行停火,集中精力恢复经济。蒋介石却急于“先下手为强”,对延安志在必得。双方第一次正式会谈只用了半小时就谈崩。马歇尔回到寓所,对随行人员低声道:“他听不进劝。”此话辗转传到重庆,被蒋视作“落井下石”。
随后一年,美国对国民党的贷款与武器供应明显缩减。蒋认定是马歇尔的“坏话”打动了杜鲁门,自己才如断线风筝。事实上,美方真正担心的是长期内战拖垮亚洲防线。可蒋不信,他习惯把盟友当作“随身武库”,如今突然减援,心理落差极大。
再说李宗仁。1948年底淮海战役失利,国民党军折损近八十万,舆论汹汹。南京国民党元老们商议“换马保帅”,推举桂系领袖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与蒋多次结盟又反目,私怨早深。蒋知晓自己威望已坠,却仍幻想“复起”。1950年1月他去职后,只字未提主动交棒,而是对幕僚咬牙道:“李某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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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李宗仁赴美疗养期间,对外宣称支持“和平解决”。这在蒋看来等同“背德弃义”。他不止一次派人赴香港、曼谷打探李的行踪,甚至暗中策划阻截航班。行动最终无果,可“内贼”之说自此写入日记。
时间线往前推一点。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时,国民党正规军约四百三十万。我党武装不到一半,看似悬殊。陈诚放出豪言“三月收官”,结果东北战场风云突变,仅辽沈一役便损兵四十余万。蒋并非看不见数字,却坚信“最迟1948年底安内”。其实此时国民党士气已彻底塌陷。
军纪涣散是硬伤。辽西公路上一支整编师因伙食断供,士兵当街抢米;长江防线某团把汽油倒进商船换烟土;更极端的广东某旅,夜间劫掠同僚军需库,再高价转卖给地方军阀。这样的队伍,即便装备美械,也难言战力。
战场之外的后院同样混乱。财政部频繁印钞,恶性通胀致上海米价半年翻四倍。市民怨声载道,国民党信用如纸糊。相反,解放区依靠减租减息与土地改革,农民支持度节节攀升。两相对比,高下立判。老蒋却把“失民心”归为宣传不足,依旧沉浸在所谓“中央军正统”幻想里。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渡江,南京城防炮火稀疏。守军莫名其妙炸毁了总统府旁的配电站,致使全城停电。几小时后,国民党军幡然决裂,各部自行突围。事后蒋在日记中写道:“全赖马歇尔、李宗仁煽动。”这话连身边幕僚都难以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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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蒋介石闲暇时爱翻《资治通鉴》,用纸片标出“外患易御,内患难防”等字句,与其心境相合。可他始终回避一个问题:为何自己的百万大军不愿为之死战?
有意思的是,1975年4月病逝前,蒋最后一次提笔写日记。落笔寥寥数句:自强不息,天道好还。没有再提马、李二人。或许那一刻他才发现,真正的对手并非他人,而是自己多年累积的盲目与骄纵。不过,这份领悟来得太晚,历史也从不给人倒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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