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深秋,首都一所中学的课堂里,《朱德的扁担》被老师声情并茂地朗诵,课本上却没写作者姓名。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出自谁手?同学们猜遍了红军旧将的名字,连老师也说不准。
当时的北京军区政委朱良才听见议论,只淡淡一句:“写文章的是位老同志,早就退下来了。”无人知道,他本人正是那位“老同志”。在外人眼里,他已手握上将军衔,何必隐名?答案,要到第二年春天才真正揭晓。
1959年3月,京郊乍暖还寒。朱良才提笔写下一份短短的请辞信,字迹遒劲却不失克制:因疾病缠身,工作难以为继,恳请组织免去北京军区党委委员职务。他算过日子,自己生于1900年,战火中走来,论年龄并不苍老,可连开会都要靠止痛片提神,再拖下去,只会连累战友。
公文递到中南海,毛泽东看后沉吟许久。为了摸清实情,主席让老搭档聂荣臻登门相劝。军区小礼堂里,聂荣臻开门见山:“良才,暂缓吧!身体可以治疗,职务岂能说放就放?”“这样不好吧,”朱良才轻声回绝,“我抬不起头就别挡着年轻人。”
他的骨子里,既有湖南山民的倔强,也有对组织的赤诚。回望来路,这份“让位”的决断,其实早已埋下伏笔。1925年,他在汝城偏僻山村挑灯夜读《农民问题》,翌年投身农民运动;1927年反动派清乡,他一脚踢开牢门重回山林,转身即成真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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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时期,他是31团红一连党代表。黄洋界炮声如雷,他带着一个连死守隘口,打得湘赣联军心惊胆寒。胜利后,毛泽东赞他“胆大、点子多”。龙岗一役,他和徐彦刚从侧翼突入敌后,活捉张辉瓒,缴得那部改变红军通讯史的电台。谁料他一脚把电台当成废铁踢开,惹得陈毅连连叫停,这段趣事后来成了课堂上的革命笑谈。
但铁与火也留下了代价。第三次反“围剿”里,他右臂中弹,神经受损,从此每逢阴雨酸麻如锥。长征接近湘江时,他再度负伤,被迫转入后方医疗队。数千伤员簇拥在雪线之下,他把最后一把炒面分给战士,自己裹着被单躺在被雨水渗透的草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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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西路军苦战失败,他孤身闯出封锁线,沿河西走廊一路乞讨北上。为了躲过马匪,他钻进羊群,割下一整张羊皮披在身上。整整三十四天,靠野菜和干馍硬撑,才在兰州渡过黄河。抵达援西军驻地那天,他瘦得皮包骨,岗哨误以为流民。直到陈坊仁从窗里喊:“这可是朱政委!”围观的战士才愕然让路。
抗战年代,朱良才在晋察冀替聂荣臻筹建军政干部学校。上课铃响,他总是第一个进教室,讲到兴处拍拍黑板说:“年轻人要敢打敢写,将来战场也要敢干敢当。”正因如此,当中央多次提出干部年轻化,他选择率先腾位。有人劝他留在机关挂名休养,他摆手拒绝:“伤势是我的,位置是党的。”
辞职获批后,他搬进总医院旁的旧平房,昼日不出,夜里灯火通明,用颤抖的手记录井冈岁月。为了考证细节,他常托人把老战友叫来,一杯热茶,一盏煤油灯,争得面红耳赤,只求不误前尘。
1961年,《朱德的扁担》和《一根灯芯》被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教育部来函,希望写明作者姓名,他提了两个条件:免署名,不收稿酬。理由很简单——宣传领袖精神,不是抬高自己。
1972年5月22日,朱良才在北京病逝。治丧现场,十几位老兵抬来一根老旧木扁担,立在灵前;有人说那是当年井冈山的遗物,也有人说只是后人仿制。究竟真假早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众人心里,这根扁担与他的名字一样,沉甸甸、却从不张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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