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组织“战俘营奥运会”，美国战俘告诉母亲：奖品我非常喜欢

1953年7月27日早晨，板门店的清风掠过停战协定签字桌，一批穿着旧军装的美军战俘被送上卡车准备交接。车厢里，德尔马·米勒攥着一个包裹，里面有两把檀香木折扇和一对景泰蓝手镯，他怕碰坏，不停用棉布垫着。

当晚，米勒在釜山短暂留宿，给母亲写下一封三页长的信：“奖品已经带在身边，颜色漂亮得像夏天的晚霞。”这句话触动了营地里的翻译，他忍不住问：“你在前线哪儿弄到这种东西？”米勒笑了笑，只回了六个字：“战俘营奥运会。”

关于那场运动会，外界当时几乎一无所知。要追溯得更早一点，得回到1952年9月的碧潼。志愿军俘管处手里管着七个营、一万三千余名战俘，单调的日子把年轻士兵的耐心磨得发亮。有人提议踢球，有人想练拳，几句话碰撞，干脆提出办运动会。

事情听着离奇，其实并不冒险。先是勘场地，志愿军工兵用炸药把江边一片乱石炸平，战俘自愿出力夯实跑道；再是筹器材，篮球架用废炮管改，标枪用削尖的白桦木，连计时秒表都是管理干部从沈阳托人买的。

运动项目怎么定？美军想要橄榄球，土耳其人嚷着少不了摔跤，南朝鲜兵坚决要求长跑。讨论一下午，二十七个项目敲定，名字却迟迟没定。那天夜里，黑人炊事兵普雷斯顿围着篝火说：“十几国参赛，干脆叫奥林匹克吧。”众人一鼓掌，“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奥林匹克运动会”就此落笔。

11月15日清晨，一支竹制火炬点燃松脂，按计划绕场一圈。火炬手威利斯·斯通曾是大学田径队主力，他跑过主席台时用英语喊：“为和平而赛！”台下炸开掌声，连警戒哨上的志愿军战士都举枪致敬。

开幕式后，比赛日程排得满满当当。百米跑最先开锣，20岁的黑人小子约翰·托马斯脚底下像装了弹簧，10秒6冲线；三年前的全美军冠军克劳福德落后一身位，懊恼得直跺脚。裁判托马斯·道森来自得州，他摇着秒表向看台比划：“真的没作假！”

要说最火爆的，还得数拳击。中量级决赛前夜，美国选手哈里斯偷偷溜进炊事班灌下半瓶料酒，自觉能量飙升，一拳击倒加拿大对手。结果第二天被人举报“嗑药”，组委会研究后取消成绩，顺带把他派去养猪三周，他苦着脸只好认了。

而最意外的冷门发生在篮球场。澳大利亚队全员是高个炮兵，他们靠体重和臂展硬生生挤掉美国队，拿下冠军。领奖时，他们挑了一对景泰蓝大花瓶，却在返程路上发现瓶口裂了一道缝——运输途中遭遇美军战机扫射的“余震”。澳队员气不过，回营后居然去找同胞吵了几架，闹得一度鸡飞狗跳。

奖品还真不少，丝巾、玉坠、雨伞、苏绣手帕，件件挑不出毛病。有人暗地盘算回国转送女友，有人干脆拿来与管理员换香烟。米勒运气最好，夺了全能桂冠，足足捧回十来份奖赏。他把最精致的那只扇子包好，对战友说：“给母亲，她准乐坏。”

运动之外，志愿军在吃住上也没含糊。每天定量50克肉、50克鱼再加白糖，病号还能加餐；面包机是特意从沈阳运来的，黄油却得靠从朝鲜集市以高价换。有人回忆：“饭票标准比前线团长高，我们怕胖都偷偷减量。”

更让战俘意外的是课堂和图书角。26岁的美国水兵“荷兰”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被单独领走去“补课”。三个月后他返回营地，能写信报平安，还学会了一口流利的东北腔英语，让同伴目瞪口呆。

遇到圣诞节，俘管处干脆拨饷银让他们自己布置教堂。希腊士兵在墙上画圣母像，土耳其士兵摆上清真祷毯，印度医疗兵则点燃檀香。场面有些混搭，却没人干涉。

当然，并非所有人都乐于融入。有少数顽固军官策划闹事，想破坏运动会。被发现后，并未受鞭刑，只是被关了五天禁闭，外加“学习班”若干课时。等放出来，脾气服帖了不少。

运动会闭幕那天，志愿军合唱团唱起《友谊地久天长》，战俘队的拉拉鼓敲得震天响。灯花映着江面，寒风里连观众也舍不得散场。参赛的每个人都领到一枚浇注着和平鸽图案的纪念章，背面刻着汉、英、朝三行小字——“愿世界不再战”。

几个月后，交换战俘开始。记者试探地询问俘虏们在营中遭遇，得到的答案常常是“吃得好、睡得好，还拿了几块奖牌”。有的西方媒体嗅到尴尬滋味，干脆撰文称那场奥运会是“红色宣传秀”。然而档案解密后发现，体育竞赛的提议与筹备，大部分是真由战俘自己提出并操作，志愿军只是做了后勤保障。

透过碧潼的喧嚣，可以窥见另一副战场侧影。战争带来废墟，也不可避免地产生战俘；怎么对待俘虏，考验一支军队的格局。志愿军在极端补给压力下仍谋求优待，既是遵循命令，也是源于朴素的人道观——敌我暂且搁一边，人命要紧。

米勒回国后在底特律汽修厂干了二十年，他珍惜那把扇子，没舍得出手。逢人问起朝鲜，他只说一句：“那里打仗很苦，可也有人给了我们运动会，还给了我一个理由继续相信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