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家英建议包产到户，毛主席：是你个人意见，还是其他人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二月十四日的拂晓，西山顶上的残雪反着微光，毛主席在中南海里批阅文件，他随手翻到田家英写来的《下去调查的设想》。不久前才结束的七千人大会把“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推到前台，主席决定让这位秘书亲自到湖南四个点上看一看。他交代得很细：别带框框，住在社里，蹲到田里，拿泥巴，问真话。对一个自小熟读典籍、常年握笔的秘书来说，这份嘱咐意味深长。

三月底，田家英踏上韶山。田是四川江津人，来毛主席家乡办差，多少有点“近庙欺佛”的顾虑，生怕一个闪失被“望乡台”上了名单。乡亲们却顾不上客气，见到北京来的调查员，噼里啪啦就抛出一句句“把田分到户才有活路”“先填饱肚子再谈集体”的话。风一阵阵吹过秧田，泥腥味里混着饿肚子的火气，田家英听得头皮发紧。

他原先并不接受包产到户。前年冬天在安徽，他见过几个寡妇因分田孤立无援，只能靠邻里施舍度日；于是他给主席上书，直言“把困难户抛在一边，于心难安”。可韶山走了一圈，情形与纸面判断并不重合：眼前的农民不是要回到“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小农，而是急于恢复生产。田家英写下笔记：亩产一百斤才有口粮，退一步，或有生机。

调查不止韶山。随后的湘乡唐家坨、宁乡炭子冲，到长沙天华大队，情形大同小异：公社粮仓空空，春荒逼人，夜半寨子里常有人敲锅盆。田家英在笔记本上画了密密匝匝的符号，他知道有些东西只能写在“××”而不能摊在天光底下。回程的船上，他对同事轻声说：“照这么下去，生产不抬头，说空话没人信了。”这是他的真心话，却还是带着试探。

上海汇报在四月初。主席泡在澡盆里，左手拍水，右手夹着烟，听完田家英的口头汇报只是笑一声，说：“群众路线要走，可有些口号也要咱们先想清楚。”话不多，却像石子落水。田家英回京后，再向刘少奇汇报。少奇听完，反问：“与其让他们自己乱包，不如有领导地包？”这句话击中了田家英的犹豫。少奇要他再找“秀才们”论证，嘱咐“别说是我的意思”，免得先入为主。

六月的北京闷热，游泳池边的会谈别有意味。主席见到田家英，先问身体，再问调查。“你的主张是集体为主还是个体为主？”田家英一愣，想起在沪上夜里推敲过的数稿方案，却没准备好这一句。主席紧跟一句：“是你个人意见，还是其他人的意见？”小小泳池回声响亮，波纹一圈圈散开。短暂沉默后，他答：“个人意见。”对话不过十余字，却像锤子砸钉子，把责任钉在他身上。

七月，华北雨水大，文件如潮。田家英在办公室反复修改《农村经济若干意见》，尽量用“临时过渡”“自愿互利”等温吞字眼包装。稿子几易其稿，仍拿不准边界，因为八月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近在眼前。会议一开场，毛主席谈了十分钟“留尾巴”，旋即话锋一转：“包产到户，不要一年，就会两极分化。”例子是福建某公社书记放高利贷，陕西某贫农卖地卖牛。沉甸甸的案例像砧板巨石，压在会场每个人心头。

会后传出一句话：中央不同意分田单干。田家英的主张成了靶子，议论四起。有人说他不稳，有人说他太书生气。田沉默，工作却没耽搁。资料室灯火常亮，他几次写信给主席，表示想下到基层，“磨一磨粗布褂子上的棱角”。主席回语简短：“秘书工作尚需你。”既不苛责，也不松口。田家英只得搁下调动的念头，把心思转回对策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同一时间，国务院农村工作部接到各地公社的数字：早稻减产三成，湖南、广东不少地区靠野菜度日。到底是按户分，还是巩固集体，人心更显飘摇。文件往来间，可以看到不同声音的碰撞——陈云强调“先让农民吃饱”；邓子恢感叹“小脚女人也要走路”；而康生则在一次内部会上警告说“右倾不得”。这些记录后来多被封存，但当时在中南海值班室里，田家英翻阅逐条批注，越看越焦躁。

七月底的一天傍晚，他对同事低语：“要是我在县里，或许敢发个通告试一试。”窗外知了不停，风扇嗡嗡。田家英的局促不仅来自工作，更来自心理——秘书是“主人身边的人”，但又不能以家人自居，一步走错就是“路线问题”。这种角色的张力，让他夜里难眠。

进入八月，北戴河海风凉了几分，会议却热浪翻滚。主席将矛头对准“分散主义”，同时提醒大家“大灾三年，情况复杂”。会后，关于“责任田”的主张沉入水底，公社依旧是主轴；可在不显眼的角落，包干到户的做法并未绝迹，安徽、四川、陕北的沟沟坎坎，仍有人偷偷试水。有意思的是，部分地委把它称作“包工到队”，只字不提到户，保住了形式，也留下了活路。

田家英的苦闷并非孤例。很多调查干部看到田间地头的真实，回京却必须对照方针斟酌字句，心里总是绳索打结。那一年中央文件口气转缓，“鼓足干劲”改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但要在哪儿“放”，在哪儿“收”，各部委心里都没把握。对于基层农民来说，季节不会等文件，看得见的只有庄稼长势和家里米缸。

时间就这样拖到十二月。田家英的《农村形势补充调查报告》仍在散味道，因为他把一句话写得极重——“若无过渡办法，难以维生”。周总理批过后加了一句评语：“甚可商榷”，算是给了台阶，却也提醒：方向不能偏。回想三年前“大跃进”喊出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此刻甚可商榷四字像冷水，让人清醒。

试想一下，如果当年田家英真去了县里，他或许能像安徽凤阳的小岗那样，给后来的改革提供第一手样本；但在六十年代初，这样的设想还没有空气。腊月二十八，北京街头的灯笼挂起，田家英伏案整理笔记，封面只写三个字：韶山行。他给自己留了一段评语：“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难。”笔迹凌乱，却可见那一年他心头的重量。

新年过后，全国陆续推开“责任田试点”的念头被按下。农口文件再次强调集体化优越性，只留一点口子，允许“生产队内部的劳动小组和包工包产”。这个折中方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条窄路，也是后来1970年代末包干到户的伏笔。彼时田家英已不在人世，留在档案里的，是他六十二年那叠调查笔记。有人在旁边写批语：“调查可贵，观点尚待统一。”

回头看这段往事，最打动人的是那句泳池里的追问。十余字，掷地有声。它提醒任何一位决策参与者：个人判断与集体路线之间，有时只隔着一条绳索，一端拴着真相，一端拴着取舍。当年田家英在韶山泥田里踩过的水痕早已被稻浪淹没，可他留下的问题，却在后来的岁月里一次次被提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