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底的徐州战场硝烟未散,抗战正面战场却迟迟没能打出一场提气的胜仗。1938年3月下旬,李宗仁在徐州前线检阅部队时低声交代:“台儿庄不能丢,丢了便是引狼入室!”一句话,道出第五战区上下的紧迫——这座小城北接津浦铁路、南控陇海要隘,成败关乎中线存亡。
日军方面,板垣征四郎与矶谷廉介将两支主力调到台儿庄:第十师团约两万人,从枣庄南压;第五师团约两万人,由滕县西出。先头部队配属第五十联队、独立坦克第四连队以及第四飞行团,步、坦、炮、机配合,火力远超守军。若单看硬件,台儿庄似乎撑不过三天。
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与张自忠临时拼凑的骑兵、补充团共守城,枪械陈旧,子弹也紧俏,可兵员总数接近三十万。李宗仁明白,以数量补不足,以地形补火力,是唯一出路。于是运河、古城墙、街巷都被改造成临时火力点;狭窄的关帝庙胡同甚至埋了两层地雷,等待对方钢盔撞上来。
3月24日中午,日机七十余架轮番俯冲,紧接着十余辆九五式坦克破墙而入。炮火过后,国军第二连长高声喊道:“守不住活着也丢人,冲!”城墙缝里架出的汉阳造同时开火,两侧屋顶投下十几枚绑好炸药的铁桶。巷战自此拉开,血味浓得呛鼻。
有意思的是,日方自身留下的《第五师团战斗详报》记载:“攻台儿庄甚难,城内敌兵顽强,房舍皆陷阱。”当夜,矶谷廉介请求加派工兵与火焰喷射器,却只得到零星支援。因为徐州外围同样吃紧,大本营优先保证主攻中路,台儿庄方向必须“自行解决”。
4月1日,日军突破北门,城内墙角反复易手。李宗仁的电话却一句打断犹豫:“再顶一天,援军已启程。”他带来的不是重炮,而是廖磊的预备第十师与王耀武的第五十四师;这两支队伍枪械相对充足,最重要的是士气新鲜。夜色中,他们借运河雾气悄悄渗入侧翼,直接堵住日军退路。
4月3日,《朝日新闻》先声夺人地宣称“台儿庄已大势底定”,孙连仲听罢苦笑,却抓住日方麻痹的几小时,命敢死队三路出击。敢死队员每人三枚手榴弹、两根炸药包,甚至有人腰上绑了一盒子机枪子弹——他们清楚自己可能回不来。短促的爆炸撕开日军交通壕,孙连仲趁势组织城内反冲击,迫使矶谷廉介暂退北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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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夜,三十里外砲声震天。外围援军总攻,城内守军同时跃出。夹击之下,日军补给线被砍断,唐嶽兵的骑兵猛插敌后,切掉电台,日方指挥体系一片混乱。4月7日凌晨,板垣征四郎批准突围,日军残部弃车弃炮,沿运河北岸向枣庄方向逃散。拂晓,城头升起旌旗,台儿庄大捷宣告完成。
关于伤亡,两军数字多年被反复考证。第五战区战时卫生署报告,中方出动二十九万余人,阵亡与负伤合计五万出头,占比近两成。日军战后对内通报的数字相对克制:出动约五万,战死三千一百人,负伤七千余,合计一万零四百上下;此处并未计入途中病故与失踪。若把被俘、跌入运河淹亡者算上,日方实际减员逼近一万三千。换算下来,双方伤亡比接近五比一,这在正面战场尤为罕见。
试想一下,在此前淞沪、南京等战役里,日军往往用同样的五万兵力撕开二十万人防线。台儿庄的失利让东京高层第一次承认:华北平原的战斗不会轻松结束。板垣征四郎后来在日记里写道:“彼歩兵之执拗,令人憾恨而亦敬佩。”几个字透露无奈,也为后续徐州会战埋下阴影。
遗憾的是,胜利背后的代价沉重。1946年清理战场统计,运河北岸自北向南三公里内掩埋遗骨近八千具,至1951年台儿庄中学扩建操场又挖出百余具。由于当年匆忙掩埋,很多烈士姓名难以辨认,最终只能合棺安葬。
值得一提的是,台儿庄战役给全国民众带来的影响远不止军事。战前,国际舆论质疑中国军队难与日军正面抗衡;战后,《大公报》连续三日头版报道捷讯,《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也罕见使用“unexpected Chinese triumph”形容。对于当时人心浮动的全国而言,信心的提升才是更大财富。
战役过去八十多年,台儿庄古城重归平静。街巷里保存的弹孔、民楼上残存的烧痕依旧提醒着后来者:这片方寸之地,曾浓缩无数人的血与火。统计数字终会尘封,但在那一年春天,二十九万守军用五万人的沉重牺牲,硬生生掀翻了日军攻无不克的神话,也让抗战正面战场第一次看见了转机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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